讲座回顾| 从满文媒介与清朝信息传播看近世东亚知识网络的形成

       4月3日下午，我系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孔令伟副研究员在海琴六号A326主讲讲座，主题为“从满文媒介与清朝信息传播看近世东亚知识网络的形成”，本次讲座由庄声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孔令伟老师打破传统以 “闭关锁国” 概括清代对外政策的单一认知，指出 17 至 19 世纪的清日之间，始终存在着活跃的物质、经济与文化交流，而满文作为兼具内陆属性的文献载体，成为串联起清代中日信息传递、知识流通的重要媒介，其在东北亚的传播与研究，更是近世东亚地缘政治演变与知识网络形成的关键线索。孔令伟老师首先梳理了清军入关前后清、日、朝三方的地缘政治博弈与信息互通脉络。16 世纪后期壬辰倭乱后，女真人已将日本视为东北亚重要地缘势力，入关前后通过朝鲜、漂流民、商人与僧侣等多渠道收集日本军事、物资、宗教情报，对日本火炮技术、武士刀的需求尤为迫切。1644 年日本漂流民漂至辽东，幸存者被送往北京习得满语，后被清廷遣返日本，其口述内容整理成的《鞑靼漂流记》，成为江户幕府了解清朝的一手史料。南明时期，幕府曾计划联合南明、假道朝鲜攻打清朝，派遣使者藤智绳赴朝刺探情报，甚至与朝鲜官员发生冲突，而朝鲜则在清日之间夹缝求生，1650 年以日本威胁为由向清廷请求加强武备，却遭顺治帝训斥，反映出清初清廷对日本地缘威胁的低估。随后，孔令伟老师讲解了 17 至 18 世纪满文文献的传播路径与日本满学研究的兴起。1684 年康熙解除海禁后，清日贸易得以重启，尽管清廷明令禁止满文书籍出口，却在内务府商人的参与下，大量满文译本、典章类书通过走私流入日本。德川吉宗推行享保改革期间，为借鉴清朝骑射、马政制度，放宽禁书令，荻生北溪等学者研究《大清会典》时因满语词汇陷入瓶颈，幕府遂借助福建商人朱佩章等渠道解读满文文献。此外，满文信息还通过北方 “赏乌林” 朝贡贸易与山丹交易，经库页岛、北海道流入日本，形成南北两条传播路径。

       谈及 19 世纪日本满洲语学的系统化发展，孔令伟老师表示，这一进程与清俄关系演变带来的东北亚地缘格局变动密切相关。满文早为清俄外交的官方语言，1804 年俄国列扎诺夫使团访日时携带满文国书，日本因无专业人才陷入沟通僵局，1806 至 1807 年 “文化露寇事件” 后，幕府开始重视满文人才培养，1811 年设立 “蕃书和解御用” 翻译机构，由高桥景保主持满文、俄文文献译解。高桥景保融合汉学、兰学与欧洲语文学方法，研究《御制增订清文鉴》译翻俄罗斯国书满译本，1811年幕府设立“御书和解御用”的翻译机构，由高桥保景主持，推动满洲语学走向系统化。而长崎唐通事由最初以明遗民自居，消极学习满文，到 19 世纪中期为考铨晋升主动研究编译，也让满文研究从官方走向民间，20世纪内藤湖南复制《满文老档》，进一步深化了日本的满学研究。讲座最后，孔令伟老师总结道，清代日本满学的发展，是清日贸易往来、地缘政治博弈与日本自身制度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满文在东北亚的传播，打破了内陆史与海洋史的研究壁垒，展现了 17 至 19 世纪东亚知识网络的流动逻辑。研究这一历史进程，不仅能修正对清代对外政策的刻板认知，更能为当下开展跨域、跨学科的东北亚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孔令伟老师的讲解结束后，在场师生围绕山丹贸易的研究细节、蒙古源流与藏传佛教对满文研究的影响、鲜卑语研究与满文研究的方法借鉴等问题展开热烈交流，孔老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与海内外史料逐一详细回应。整场讲座史料详实、逻辑清晰，为师生们深入理解清代中日关系与东亚知识网络提供了重要启发，讲座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