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空间变迁② | 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研究院在乳源清洞办学旧址考察记
按语
自2017年以来，中山大学校史研究曹天忠教授团队多次赴中大迁校办学有关地点开展实地考察，在田野调研中重新梳理中大历史脉络，成果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次启动的中山大学文化传承创新重点发展项目——“中山大学校园空间变迁研究与传播”，拟从中大百年办学空间转移的新视角切入，以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校园空间转换为重点，适当兼顾今日三校区五校园的扩容变迁，采用“重回历史现场拍摄”与“专家深度访谈专业讲述”相结合的纪录片电影方式，深入挖掘并广泛传播百年以来中山大学校园空间变迁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与文化意义。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丽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
由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友棣谱曲，中共地下党员、抗战诗人芜军（本名方健鹏）作词的这首作品，被誉为中国的《喀秋莎》。歌曲首演后迅速传唱大后方，是抗战时期激励无数志士的经典之声，成为民族抗战的精神记忆，至今仍传唱于海峡两岸。
1940年11月，国立中山大学从云南回迁粤北，文学院、研究院起初选址乳源县清洞乡。每到春回大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绽放，文学院哲学系学生芜军见此情景心有所动，写下了饱含家国情怀的歌词——画面里，手持杜鹃花的女孩正盼着在前线卫国的情人凯旋。此后，临近清洞的管埠师范学院的讲师黄友棣挥笔谱曲，创作了抗战名曲《杜鹃花》。那旋律伴着松涛呜咽、溪水流淌，成了中大师生守望和平、坚守治学的精神标杆。
据1943年《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文学院沿革记载：
“廿九年五月，邹（鲁—引者，下同）校长请假休养，许崇清先生奉命代理校长职务。秋季本校迁返粤北坪石（乐昌县境），筹设临时校舍，冬间本院在乳源县清洞乡新址，筹备复课，社会学系奉部令拨入法学院，本院只余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四系（原规设之艺术学系，迄未开设——原注）。三十年一月，吴（康）教授请假，并辞去院长职务。春间由校聘谢扶雅教授继任。四月本院复迁至乐昌县坪石镇铁岭。”
文学院最初选址于乳源县清洞乡，借当地会馆、祠堂、民房等设施办学，设有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四系。直至1941年春，文学院才迁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乐昌县坪石铁岭。
清洞乡原属乳源县，现为乐昌市梅花镇所辖行政村，由于如今人们多将眼睛聚焦于后来文学院迁去的坪石镇铁岭，在清洞办学半年的文学院情形究竟如何，至今语焉不详，尚未受到各方足够关注。
2025年10月18日，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曹天忠以及博物馆（校史馆）肖胜文老师带领本硕博学生团队（洪雨、徐逸宁、黄尔锨、张雨瑄、李鑫琪）以及纪录片导演丁澄团队（李昕、张晗），在清洞村前村长罗凤鸡、现任村长罗国顺以及清洞人、秀水中心学校罗银炉校长等人的协助下，重访中山大学文学院清洞办学旧址，进一步推动档案、文献与田野考察、口述历史的深度融合。
根据《关于呈报赴广东省乳源县清洞乡协助筹备文学院新址的经过情形的呈及附件》（以下简称《经过情形》）档案记载，当时文学院借用清洞乡的孔圣会馆作为办事处，双桥会馆、蒙童会馆、刘家祠、长庚楼、拔萃斋、罗氏宗祠等则作为宿舍和教室，教职员眷属居住在租赁的民房中，但它们具体所在位置由于时代变迁并不清楚。
关于文学院为何选择在交通偏僻的清洞乡，罗银炉校长提出了一个猜测——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迁至清洞村可能与当地人廖介操有关。《关于赴广东省乳源县清洞乡协助筹备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新址人员应注意事项的文》以及1942年12月1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中确实提及廖介操的相关活动：一是中大师生前往清洞筹备文学院新址时，曾与廖介操商议出资雇工整理刘家祠，以作为男生宿舍；二是他曾作为地方民众代表参与水牛湾至管埠师范学院道路修筑的筑路会议。然而，这些记载尚不足以证实他与中大文学院迁校有直接关联，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考究。
考察团队首先抵达清洞连溪下门自然村一处夯土炮楼遗存，这是目前所见文学院在清洞办学唯一相对完整的房子。据当地村民回忆，该炮楼原为三层，为防匪御敌所建，墙体上至今仍保留着清晰的弹孔。目前仅有乐昌县华南教育历史办学旧址文物保护标牌，但炮楼残破不堪，已列为危房，亟需专业的维修与保护。
炮楼周边开阔的“大便地”还保留着20世纪50年代的一间大瓦房。罗银炉校长介绍，著名历史学家、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罗香林先生曾在房内为学生授课，并在此与清洞小学的罗镜堂校长、教师进行交游。
关于“大便地”得名，如今村民因空地宽敞方便而雅称，但历史上曾经存在另一说法。词学名家夏承焘曾在1941年3月25日的日记中说：“接祝南（詹安泰字）广东乳源县清洞乡函，谓中山大学文学院新迁彼处，厕所遍地，臭气熏蒸。与雁晴（李笠字）寻屋，数日不得，暂住大便地炮楼上，内地学校，困苦如此，”这足见文学院初期办学的艰难与环境恶劣。
不远处的山坡上另有一处炮楼，炮楼旁原有一座名为长春阁的建筑（后经考证应为长庚楼）。据清洞村前村长罗凤鸡回忆，其太公为清洞村教书先生，抗战时期曾在此楼授课。这座建筑既是藏书之所，也曾作为中大学生的居住地点。约50年前（他10岁时）长庚楼仍保存完好，如今仅存残垣断壁。这一说法与前述档案《经过情形》记录吻合：“五、长庚楼：男生宿舍计碌架床九张共十八位。”长庚楼曾被借用为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男生宿舍。
随后，考察团队前往当地村民称为“书院”的遗址，此处据说是中大师生的课室旧址。当地老人廖明有介绍，书院曾为两层建筑，上层为木质结构，中间设有天井，是典型的客家民居建筑风格。书院内设有两间课室，可容纳80人左右，现也仅存大块石头叠垒而成、厚重结实的地基。
随后，考察团队前往当年文学院师生的重要活动场所——蒙童会馆、双桥会馆、孔圣会馆。据《经过情形》记载：“蒙童会馆：大教室（可容60人）四座，男生宿舍碌架床五张，可容十位，平铺床五张，可容五位，共住学生15位。”而孔圣会馆曾是文学院的办事处，设有院长、主任、导师、助教等办公室。三处遗址紧紧相邻、一字排开，如今仅余地基、围墙与部分门框，被植被悄然覆盖，门前开阔平地是学生运动的操场，现正生长着待收的玉米。如果不是知情人告知，很难想象这里就是中大最为重要学院之一的文学院办学、办公与学生宿舍所在地。
蒙童会馆这座可追溯至明朝的传统启蒙学堂，抗战时期曾是中大文学院的重要教学场所，如今仅残留部分沙墙墙角以及不远处的一口露天老井。老井面积比较大，旁留存着两块碑刻，因长期嵌于地面，经村民日常洗衣踩踏，磨损严重。其中一方碑刻内容为乡规民约；另一方立于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详细记述了双桥会馆及其旁屋的修建始末。
蒙童会馆旧址旁，至今仍立着一座矮墙，墙畔倚着一扇破旧的大门。当地老人廖少平的父亲曾在蒙童会馆供职，对这片区域的历史变迁熟稔于心。据他讲述，此处早年是双桥会馆，后来又成为清洞乡政府的驻地；对面的空地，原是蒙童会馆的操场；而紧邻乡政府的另一侧，曾是孔圣会馆，如今只剩几截地基遗址，隐在荒草里。
由于天色渐晚，考察团队赶在天黑前驱车前往附近的研究院旧址文瑞书院——铜锣坵张家村（原属清洞乡）。研究院由代理校长许崇清兼任院长，下设文科、师范（又称教育）、农科三个研究所，是中山大学国家级学术研究平台。
文科研究所设中国语言文学部（内分语言学组、文学组）和历史学部（内分史学组、人类学组）、师范研究所分设教育学部和教育心理学部，农科研究所分设农林植物学部和土壤学部。在铜锣坵办学的主要是文科与师范两所，农科研究所在湖南宜章的栗源堡。据师范研究所研究生梁兆康回忆：
当时研究院院舍是在叫做铜锣坵的一个村落里。入住，已是民国廿九年近冬的深秋了。中大迁回粤北，是以乐昌县的坪石镇为中心。师范学院在坪石武水下游的管埠，坐船步行均可，而邻近铜锣坵。住在铜锣坵的同学，只有文科和师范两研所的，农科研究所在农学院内，医科研究所后来才成立。研究院院长向由邹海滨校长兼任，校长离校时，也向由文学院吴康院长代理，文科研究所杨成志教授任秘书，综理承转事宜，各所都设有办公室，分别处理所务。到了铜锣坵之后，师所倪中方代主任没有来，无人主持，于是文科和师范两所合并办公，由杨教授秘书主持一切。入山惟恐不深，倒也清静。我和梁蕙佳兄同住一房间，孤灯静夜，天气渐冷，也烧起火炉来了。师所图书仍在待运，我们只就随身资料工作。
研究院是借用原文瑞书院办学，该址后来演变成铜山小学。罗银炉校长介绍说，他1995年到铜山小学任教时，便在走访中听村里老支部书记张炳森提及——“铜山小学很有历史，四几年时有省城的大学研究院在这里办学”。这里所说的省城即广州，大学即国立中山大学。据说，当地老人张洪球做过中大研究院的炊事员，他也曾回忆说当年教授曾在院墙外亲手种下一棵皂角树。树木树人，可惜如今早已不见了踪影。
踏勘现场可见，旧址建筑保留了典型的客家“四水归堂”格局，下层为青砖砌筑，上层为木质结构，进门处的天井依旧完好。当年研究院便借用此处作为办公与授课场所，教室里原有的木黑板虽已更换，但木质梁柱上仍能辨识当年的使用痕迹。
刘家传在1941年的《中大近影》中提及：
研究院设在乳源县属的铜锣坵。二十七位研究员，正在埋头深造他们的学问。尤其是中国语文学组的师生，不顾种种的困难和危险，在杨成志博士领导之下，常常深入蛮族（如倮倮、瑶、苗等）所居的深山穷谷中去。如最近考察瑶人所得的材料，都足供民族专家的参证，而值得称誉的。
如刘氏所言，时任研究院秘书杨成志教授，正是依托铜锣坵紧邻乳源瑶族聚居地的天时地利，多次带队深入瑶山开展田野考察，系统搜集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资料，为后来1948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对瑶族的田野考察，杨成志教授说：
迨至廿九年秋，本大学从云南澄江迁回粤北，因而盘亘曲江、乐昌和乳源三县的瑶山，与我们地理间隔，比前次由广州出发调查时近得许多，无疑地更引起我们田野工作的兴趣和要求。
1943年3月出版的《民俗》季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发表他们的专栏调查报告，这组论文于同年6月编印成《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一书，包括杨成志的《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导言》《粤北乳源瑶人的人口问题》《粤北乳源瑶语小记》《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王启澍的《粤北乳源瑶人的经济生活》，梁钊韬的《粤北乳源瑶人的宗教信仰》，顾铁符的《粤北乳源瑶人的刺绣图案》等。
曹天忠教授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需要历史细节支撑，以弥补档案与官方文献过于简单、抽象记录的不足。关键细节有助于问题认识丰满、深入，具体细节可助历史书写、讲述的生动形象。这些残垣断壁与杂草丛生的山区乡村历史现场是历史的鲜活载体，也是大学精神脉络的延续——当年中大师生们在粤北地瘠民贫的乳源山区艰难困苦中坚守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如今我们重访这片土地，正是要让这份‘在困境中求真’的精神，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与此同时，研究院文科、教育以及位于宜章的农科三大研究所临近大瑶山脚下，山上面住的是瑶民，山脚下多是江西福建迁过来的客家民系，学科范围涉及到历史学、语言文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农学等，实为理想的跨学科考察与研究个案样本所在地，值得深耕和反复重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