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碑究疑，鉴水归程｜历史学系（珠海）2023级历史地理田野考察日志（四）
2025年11月23日上午，师生们乘车抵达梅菉头开展田野考察。梅菉祖庙又称广福康王庙，是祭祀康王的庙宇。康王是道教四大元帅之一，其神迹多在北方，信众却以岭南居多，在粤西，几乎每条村都有一座康王庙。对于康王信仰产生与祭祀地点的偏差问题，吴滔老师举例，刘猛将军刘承忠作为吴川人，但其信仰与祭祀主要集中在北方，吴川当地人反而不祭祀刘猛将军。现场有同学发现，祖庙碑文所示的建庙年代与《梅菉志》记载存在差异。对此，吴老师解释道，这类情况往往反映后人对最早建庙年代的不同说法或再造记忆。梅菉祖庙“建于宋”说法的生成，是因为早期的聚落出现在这附近，因此产生祖庙为“建于宋”的推断。珠海淇澳岛的淇澳祖庙也有类似状况，民间记载淇澳祖庙为宋代建立，但实际上更可能是清初复界后修建。因此我们面对类似的庙宇修建时间记载，不能简单断为“记载错误”，应以材料交互验证叙述年代。
在庙内的《重修梅菉祖庙碑志》前，张笑歌同学领读了读本内容。吴滔老师对其讲解提出三点补充建议：第一，碑志列出的捐款名单中出现了《杜弊保祀碑》未记载的多类香会组织，如摇光案、齐首案、愿灯会等，说明祖庙重修动员有外来香会参与，存在跨地缘的宗教社会网络。第二，碑志中列示的若干商号与漳州街天后宫《光绪戊寅四年重修新庙碑志》中的捐款商号存在重合，建议将二者并置对比，考察参与主体的地域与时代差异。第三，在捐款名单里不仅有银两捐助，还有土烟的捐助，这是一种以物代银、抵充捐资的体现。此外，也要注意捐资人的身份多样，包括高州督捕通判、赤水司官员、众香会组织、众商号等。吴老师指出，梅菉位于吴茂分界之处，之所以出现较多来自茂名的捐资官员，是因为祖庙本属茂名县。
之后，同学们步行前往普应庵进行考察。普应庵，也称普应禅林，在康熙三十九年创建，其后多次得到重修。大山塘的修缮与普应庵密切相关。大山塘位于交通要道，与梅菉祖庙一样，为东西向官道的节点。嘉庆初年，洪水冲塌道路。在林嗣君和普应庵的主导下，采取合股经营的方式修缮了大山塘的道路，并根据各方的出资比例分配道路收益。吴老师认为，大山塘修补背后涉及多方利益分配，是值得深究的关键问题，并鼓励同学们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后续研究。在同学领读的过程中，吴老师指出“呈请于市司李公”中的“市”指的是市司，即这里的赤水巡检司。市司在碑刻中频繁出现，侧面体现了赤水巡检司在梅菉市政管理上的主导性。
离开普应庵后，四个小组各循其径，展开自主研学。民间信仰组沿华光大帝行香路线追踪信仰的空间分布；空间形态组以“龙脊”为线索考察梅菉街巷结构；梅菉之外组跨越鉴江两岸，在废料中翻出吴川县公署布告碑；商业组织组则沿着光绪《吴川县志》的地图线索探寻商铺的地名遗存等历史痕迹。
第一组：民间信仰组
第一小组以“民间信仰”为活动主题，按照华光古庙的行香出游路线进行实地考察。路线为：墟顶街出发→华光庙→鸡行街→关岳古庙→隔塘庙→经鉴江沿同德路至金轮庙→途经大新街、教育路、神农古圣庙→伏波庙→经敏宁路至下隔海福盛庙。在隔海区域，组员还穿行镇隆境与泗水境，抵达中隔海，行程收尾于河北古庙与中邨古庙。
在考察的过程中，该组发现，上、中、下隔海庙宇的建立与鉴江贸易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建立时间集中在清代中后期。其信仰神明以华光大帝、关帝为主，反映伴随着上中下隔海的开发，鉴江贸易的需求旺盛带来的信仰传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府商人在梅菉的渗透以及发展的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下隔海泗水境的庙宇建筑规模要远超于一般的“境”，相比同在下隔海的福盛古庙规模也更为宏大。这可能与泗水境一带曾为梅菉镇窑地有着密切关系，在清末到近代以来，泗水境一带居民发展窑业积累了财富，得以在重修泗水境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捐款，扩大其庙宇的建制。
第二组：空间结构组
第二大组依照“梅菉的空间结构”设计了对梅菉街道系统整体进行考察的路线，主要考察了东街与中街的街巷脉络及庙境分布，路线为：塘基头→五福庙→豆腐行→戴屋街→锡街→打银行→粉汤行→大街→南关→朱紫巷→打铁街→广货行→京果行→高地街。
小组成员分成两组，一组自东向西，从梅菉头出发，经克平路东段即明清时期的塘基头，一路行至豆腐行、戴屋街，随后南行至关岳古庙，并以此为中心对九街十二巷的多数街巷进行考察与勘误。另一组则自西向东，以伏波庙为起点，沿石桥街、新老竹行一线，再经由万安街、墟顶街等街巷，在考察漳州街及其附近街巷后，返回至墟顶与另一小组进行汇合。两组成员碰面后，以实际考察与文献内容相结合，勘误了部分街巷位置，并对光绪朝梅菉舆图有了更具空间感的认识，发现梅菉的九街十二巷系统在区位上具有较为可靠的延续性，可以进行街道体系的研究，西南部的街巷系统则保存较差，在使用时需审慎处理。现场绘图过程中，小组成员亦对龙牌天后宫位置、金花庙临时位置等此前未确认的问题做了补充记录。
在考察过程中，该小组发现锡街与打银行等街巷至今仍保持原有街道功能，为研究手工业与商业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实例。另外，在广货行片区对“龙脊”地势走向的现场勘测，印证了古代聚落选址的智慧。
下午探访了三官堂与万安街两处重要历史遗存，梳理了其与周边街巷的空间关联及作为民俗文化载体的历史价值。
第三组：梅菉及其之外的世界
第三组以“梅菉及其之外的世界”为题，设计了跨鉴江两岸的探访路线。小组成员自梅菉头普应庵出发，经由龙牌阁、关岳古庙等处后来到墟顶，继而前往万安街，在与老人的交谈中确认了海关旧址。随后小组成员溯万安街而下，了解了其与水口渡之间的关系，最后在万安街尾明确了水口渡的大致位置。
午餐后，小组成员乘车前往与梅菉对渡的奇艳村，由村及江，先后探访了琼花宫、孙膑庙与广福庙，并在广福庙前的废料中发现了一块倒伏弃置的民国石碑。在吴滔老师等的帮助下，小组成员将弃碑翻转并以面粉等工具释读碑文，是碑题名为《吴川县公署布告·第一十六号》，碑文叙述了承充水口渡摆渡的孙氏家族因物价飞涨而请求县公署准许涨价的事件，充分印证了光绪《梅菉志》中所记述的水口渡的承充者及价格，反映了渡航线路与其运作过程，展现了民国时期吴川县的物价情况。为了进一步明晰奇艳村孙氏与水口渡的关系，小组成员又赴孙氏大宗祠实地核查。傍晚，小组成员乘车来到位于鉴江之滨的太和古庙，观察鉴江的走向与航路。
第四组：商人与商业组织组
第四小组研究主题为“商人与商业组织”，他们选择从梅菉商业的中心地带——大街为起点，首先探访了深融村社之中的龙牌阁。随后对照光绪《吴川县志·梅菉图》核验朱紫巷、打铁街、广货行、白麻行、锡街等地，实地发现部分街道的历史业态仍有遗存，例如打铁街至今仍集中分布打铁作坊。许多地名也沿用至今。通过观察街道标牌和各业商铺，同学们得以在实地中勾勒出光绪年间梅菉市镇中心的大致面貌。中午经过讨论与休整后，组员前往隔海三村考察，探访了下隔海福盛古庙，此地也是梅菉窑业工会遗址所在，拓展了对近现代梅菉北部窑业发展的认识。组员在隔海三村还考察了河北古庙、上邨圣庙等。
二、汇报
11月23日晚8点，2023级历史地理田野实践中期汇报会正式开始。四个小组同学分别从民间信仰、空间结构、梅菉与梅菉之外和商人与商业组织四个角度切入，依次进行报告，试图交叠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吴川图景。
第一组汇报
第一组汇报以《“龙脊”望梅菉：梅菉九乡的街道系统与区块互动》为题。汇报人赵晓昊同学从“龙脊”这一空间意象出发，结合康泽恩的城市空间理论，解析了梅菉的整体空间结构，并以米粮贸易为例探讨其商业空间结构与街道—区块互动关系。汇报指出，漳州街至墟顶、南畔街一带的弧形高地为梅菉“龙脊”，与天后宫、关岳古庙等重要节点共同构成城镇核心区。而南部水域形成空间阻隔，使梅菉头、菜园、隔塘三乡未能充分融入镇区中心，处于相对边缘地位。此外，贯通镇内外的水系连接梅菉内、外，梅菉镇与三乡，塑造了梅菉“流动的街道”。
梅叶璇助教的点评肯定了第一组汇报配图认真、准备充分，但存在图示字符过小、米粮贸易路线呈现不清等问题，并提出应关注空间形态对梅菉行政区划的影响。
第二组汇报
第二组汇报以《清代以来梅菉镇的信仰渗透与互动》为主题，由祝子涵同学主讲。汇报首先从“龙脊”这一地理概念切入，指出万寿庵、华光庙等庙宇位于梅菉镇制高点，既是早期聚落的核心，也可能影响了梅菉人群与信仰的分布格局。
该组借助关岳古庙、金花庙及羊城会馆、广州会馆的碑刻与文献，探究了广府商人在梅菉的活动痕迹与组织形态；并结合万寿庵、漳州街天后宫、龙滘祖庙的相关记载，讨论了福建商人的信仰空间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汇报还对照乾隆、道光、光绪三个时段的庙宇分布与供奉对象变化，尝试呈现信仰随人群流动而发生的渗透与融合过程。
在汇报中，该组重点关注到信仰与地方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指出漳州街天后宫与竹木行规、龙滘祖庙与米谷贸易、伏波庙与广西米粮贸易之间存在关联。最后，汇报以当代华光古庙的行香路线为例，说明传统信仰在当代社会中的延续与重构，仪式活动将历史上不同人群建立的庙宇重新串联，形成流动的信仰网络。
秦国强助教在点评中肯定了该组将信仰渗透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但提醒田野测量所得海拔数据可能存在偏差，并建议加深对关岳古庙相关文献的讨论。
第三组汇报
第三小组以《梅菉与梅菉之外的世界》为题展开汇报，汇报人熊卓雅同学从交通、商贸与个案三个层面，讨论梅菉如何在陆海之间发挥枢纽作用，并由此连接起梅菉与更大区域的互动网络。
汇报首先依据《梅菉志》、黄炉《梅菉赋注》及相关研究，分析了梅菉以鉴江、梅江、袂花江为骨架的水路交通体系，重点探究了大埠头渡、水口渡等七个内河渡口的分工。梅菉不同渡口分别对应谷米、黄麻、洋货、海产、竹木等货物流向，并与镇内槟榔行街、竹栏街等交易空间相衔接。该组也结合了《大山塘记》与《粤海关志》税则材料，指出大山塘等陆路节点在沟通广肇、雷琼交通中的意义，并呈现梅菉与江门等地陆路货运和征税的关联。另外，汇报以1903年前后法国殖民当局关于“广州湾—梅菉铁路”的设想为例，说明梅菉在近代交通规划中曾被视为关键节点。
在此基础上，第三组进一步转入商贸网络的讨论。一方面以米谷贸易为中心，说明东西两江谷船在梅菉萃汇，谷价随谷船多寡波动。另一方面《竹木行规告示碑》等材料呈现出了竹木贸易与沿江停泊、转运的关系。该组还从海关制度切入，指出清代粤海关设立后梅菉作为正税总口之一，下辖挂号口与稽查口，使梅菉得以实现“内地—梅菉—港口—外部世界”的多级转运。
最后，第三组选取彭玉这一地方人物的活动轨迹，以及1701—1702年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靠泊的相关记载作为个案，分别从地方人物的跨区域活动与外来船只的停泊记录入手,揭示梅菉如何在内河航运、海关口岸与区域市场之间发挥功能，将梅菉置于更广阔的水陆贸易网络中重新审视了其地位与作用。
第三小组的评议人助教何旭荣肯定了该组汇报，同时也建议深入探讨梅菉周边官道的影响范围、鉴江与西江流域的沟通以及梅菉货物在鉴西两江上流动的不同倾向等问题。
第四组汇报
第四小组汇报的题目是《分散的公域：梅菉商业组织与地方公共事务》，汇报人为王天舒同学。该组以梅菉祖庙《杜弊保祀碑》所见“毁契立碑”事件为切入点，对比了苏州吴兴会馆将契据造册钤印、存入官库的管理方式，以商业组织的庙产管理问题引出对梅菉地方社会“公共性”特征的探讨。
该组分析梅菉的商人往往以庙宇为核心地点，并延伸到书院、会馆等空间，通过捐资置业、订立行规，把原本分散的地缘与业缘关系组织起来。其运作往往需要通过协调多方利益、借助强势个人介入以及“化私为公”的话语与官方背书来获得合法性。由此再回到比较视野，与江南商人较系统、成串联、高度依赖官方合作的公共管理不同，梅菉的商人“公域”更具分散性。分散的“公域”偏向“一事一议”,体现出多中心的、基于具体实践的特点。
最后，小组围绕“公共领域”理论的诸多争论，总结出梅菉这种“一事一议”、多中心的治理模式，虽然在产权确权上显现出非制度化的特征，但体现了适应地方实践的灵活性与韧性。
第四小组的评议人冯全镇助教对该组运用比较视野进行分析表示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以“毁契立碑”处理产权是否能完全体现公共性的疑问，并建议进一步明确梅菉商业“公域”构建的具体特征。
汇报总结
吴滔老师点评和总结了四个小组的汇报，在肯定各个组的考察和汇报成果的同时，也向同学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期望。
吴老师认为四组汇报整体完成度较高，前两组虽主题不同，但都抓住了梅菉的“城市核”问题。他同时指出，关于梅菉最早兴起的时间、关键空间节点之间的关系，现有材料仍难下定论；“龙脊”等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材料类型偏倚，目前寺庙碑刻保存相对丰富，而其他类别材料较少，因此需要保持开放的解释空间；梅菉地处吴茂分界线，从商业繁荣的程度上着眼，茂名明显强于吴川，龙滘祖庙、伏波庙、漳州街、大埠头、大街等均位于茂名境内，吴川境内繁荣之处仅有南畔街和水口渡，应考虑行政原则、市场原则和交通原则对梅菉发展的综合影响，而不能只强调其中之一。
老师还提醒，汇报对几天行程的串联仍不足，应以梅菉为出发点，同时把吴阳、硇洲等点位纳入同一问题框架中讨论，避免只在梅菉内部展开研究。他也肯定了同学们引入理论与新材料的尝试，希望同学们主动进行理论提升，理解商业经营和人群活动背后的机制，养成超越表层经验的自主思考能力。最后，吴老师特别叮嘱本科生们先把基础工夫做稳，循序推进，把问题做深做实。
11月24日考察进入最后一天。上午，师生先来到振文镇的振文中学，此地前身乃是清光绪年间由吴川籍琼州镇总兵彭玉主导设立的振文书院。书院遗存已难窥全豹，但附近仍保留有一座规模不小的粮库旧址。据记载，彭玉曾捐资开办振文圩，促进当地农产品的交易流通，同时设置社仓，多次主持平粜赈灾。这个粮库在晚清民国时期非常重要，具有社仓屯粮、集散黄麻的重要职能，与振文书院相配套。结合梅菉志和梅菉赋注中透露的信息，振文书院社仓作为黄麻集散中心，与梅菉水口渡遥相呼应，覆盖了包括梅菉、黄坡在内的多个乡镇墟市的交易网络。
沿着义仓街，师生一行人到达武帝庙。武帝庙门前贴有重光庆典的捐赠名单，与庙宇内碑刻上的捐赠人和捐赠金额有较高关联。该庙创于光绪二年，也由彭玉所主导，1950年代，由于政府粮食部门仓库不足，曾占该庙为谷仓。同时，这里也是1926年大革命时期农民抗“三捐”运动（蒜串捐、黄麻捐、壳灰捐）的发起地和吴川农民自卫队大部队旧址。吴滔老师提醒同学们，抗“三捐”运动与振文书院社仓的物资集散网络之间存在某种历史延续性，奠定了吴川近代革命运动的红色基因。
接着，在吴滔老师带领下，同学们一起前往黄坡镇。在第一站黄坡天后宫，师生根据庙内新撰碑文初步了解了有关天后宫以及黄坡墟的历史。黄坡墟据传由李郑吴黄四姓合股而建，李姓占其七，其他三姓各占一股，正好对应当地的基层组织“黄坡十甲”。吴老师提到黄坡和振文均为吴川农产种植及贸易的核心地带，此处的“十甲”对应的是业农区域的社会组织，与硇洲岛十甲与限门天后宫十甲别无二致。碑文中还透露，天后宫另有一层身份是黄坡“墟主”，表明全墟的日常管理主要依托天后宫展开，再以黄坡十甲为单位进行更为细化的股份分割。
之后，师生们来到了黄坡镇的康伏古庙。康伏古庙地处鉴江之畔，尚存有清至民国碑刻数方。经吴滔老师和助教们的带领，同学们开展碑文的校勘工作。通过逐字比对，发现田野读本中收录的道光十四年高州府正堂示禁碑文与现场碑文存在较大的出入，遂校正了读本的碑文。碑文中透露，粤西河道纵横交错，时有船户绕道雷州府安铺，贿赂海康、遂溪两县胥吏，透漏货税，所涉货物包括杉木、红树皮等。海关承差查获走私货物后，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上级。由高州知府和海关税务官员联合发布公告，禁止私贩。碑文中所提到的海关，应该是粤海关，黄坡墟乃粤海关子口之一。示禁碑中的相关内容，既让我们窥探到粤海关的实际运作机制，也加深了对整个粤西商贸网络的整体认识。
随后，师生一行人前往关帝庙。吴滔老师根据庙内捐款芳名“前言”中的信息判断，整个黄坡由三个“境”组成，分别是墟尾、埠头、沙岗。“境”和“社”是明清吴川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基本单元，无论梅菉还是黄坡均是如此，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并延续至今。
随着在黄坡的考察步入尾声，本次吴川历史地理田野考察也至此落幕。回望此行，我们在吴滔老师的悉心指点下，致力打破“纸上”与“地上”的界限。此刻，归途的车轮已经转动，窗外的粤西风物渐行渐远，大家带回的不止是写满笔记的读本，更是对这片土地更为清晰的理解。田野的终点，恰恰是我们重新审视史料的新起点。我们将带着田野考察的实感重返书斋，继续思考吴川民间信仰、空间、地缘、商业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