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古城祠庙，探旧港兴衰｜历史学系（珠海）2023级历史地理田野考察日志（三）

       2025年11月22日，历史学系（珠海）师生一行40余人乘车前往地处鉴江东岸的吴川市吴阳镇，全天在明清时期吴川县城旧址内外展开考察，并深入地近鉴江入海口的芷寮村、限口村，探求卫所与州县、古港与江海的历史肌理。

       上午，师生们抵达吴阳镇后，以吴川县城南城门遗址为起点，正式开启当日的考察。在南关天后宫中，领学的张桐瑞同学结合乾隆四年《创建南关天后宫庙记》与（光绪）《吴川县志》，介绍了南关天后宫的创建与重修、朝向与规制、铺租与祭祀。吴滔老师随即围绕不同来源史料的综合解读展开现场教学。针对晚清方志中“屠户租钱以供祀典”与乾隆碑记中“左右厢房作铺”的两处记载，他特别强调不应生硬地将“屠户”视作厢房铺面租户，强行对两处史料进行拼接解读。解读此类互有关联的史料时，需把握两大核心原则：一方面应贴合史料本身并结合常识加以解读；另一方面应回归材料生成的角度加以理解。

       离开南关天后宫，师生们穿过南城门左拐，来到了明清时期吴川县城的城墙遗址边。横柯相蔽间，依稀可见城垣断壁与壕沟，三三两两古城砖散落其旁。吴滔老师在历史现场补充了吴川的建城史，吴川设县虽始于隋代，但及至明代洪武年间始筑城。洪武二十七年，广东都指挥花茂奏设宁川守御千户所于此，始筑土城，县所共治。永乐元年改砌砖城，成化三年又开挖城壕，城垣规制渐备。他强调，县所官员的等级差异与权力关系深度影响着地方社会，考察吴川县城时应从县所共治的角度充分理解其历史图景。于薇老师也指出，应在明初沿海卫所设置的大历史下理解吴川县所共治格局的产生。

       离开城墙遗址后，师生们进一步走街穿巷，深入县城，探访城隍庙与白衣庵。步入城隍庙，领学同学结合乾隆《吴川城隍庙重修碑记》，围绕城隍信仰起源、洪武礼制改革、吴川城隍庙重修进行简要介绍。针对洪武三年礼制改革与城隍信仰，吴滔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了其背后的地方行政体系与城隍规制的关系，并从学术史的角度延展至江南市镇城隍。他指出，明中期江南城隍信仰下移至市镇，实则源于双重动因，一方面因应于市镇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乡村管理模式下，市镇聚落为进行自我定位而模仿官方礼制序列的实践。许刘栋助教则另从洪武三年礼制改革中“岳镇海渎”的非人格化与毁淫祠进行补充。吴滔老师又综合洪武礼制的里社坛、乡厉坛之制，由此引导同学透视信仰视角下传统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并强调除了官署之外，城隍庙和学宫等等是县级以上治所的标配。

       城隍庙旁即是白衣庵。在白衣庵中，领学同学通过《改建白衣庵碑》，呈现乾隆三十年信士捐潮田米入庵产，并从田亩计量标准与潮田开发的角度进行介绍。碑记展现了白衣庵的收入来源以及“收租管理”的经营模式。吴滔老师指出，白衣庵公产自立户头纳税，其交税偏少而收租偏多，同学们应对此类数据进行统计并保持敏感，从而厘清其背后的经营实态。随后，他又在现场带领同学们阅读了现代碑刻《重建白衣庵碑志》与《改建白衣庵大士圣迹碑志》，提出应注意史料背后的生成机制，并通过现代碑刻处理民间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关系问题。

       离开白衣庵后，于薇老师告别大家，风尘仆仆地赶往杭州，与另外一组实践教学队伍汇合，师生们则继续步行至吴阳中学。学校内尚存大成殿一座，系旧吴川学宫所在。吴滔老师围绕学宫与吴川地方社会的关联进行三个层面的深入阐释：首先，从科举制度与风水观念的角度，剖析了学宫朝向的变迁动因；其次，他特别指出，在考察学宫建制中，应充分注意名宦祠与乡贤祠在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最后，他带领同学们共同研读万历十三年《吴川县建一军一余碑记》。该碑呈现了明代卫所与州县的频繁互动的历史图景，吴滔老师解释了碑文中“俱令差操…拆乾为奴使用”所反映的卫所军余的实际生活状态，“止许一军一余，在所差操”的制度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推行的。接着他又结合光绪版县志中所载“（学宫）号房倒塌，为军所侵”，进一步阐发卫所和州县的互动博弈。他指出，唯有通过把握此类细节，才能真正掌握阅读史料的现场空间感，更需以这些碑刻与方志材料为切入点，深入理解吴川县城这一特定空间内，卫所与州县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离城而南，恰遇瑚琳杨七埇村的游神队伍前来城中巡游，师生们看完仪式后，沿着南关街来到玄坛庙。吴滔老师带领大家阅读了乾隆《重建帅府捐题名志》碑。此碑有着极为丰富的题名信息，以聚落为单位记有梅菉墟等周边市镇、城厢、村落的信士、商号，而结合碑记中“自高郡自雷府”的叙述，可以看出玄坛庙的影响范围已然超出一县。题名信息所反映的玄坛庙之信仰网络，是吴川县“村落联盟”形成的体现。而从交通上看，玄坛庙地处官道之旁，对于理解粤西沿海东西向的陆路交通线而言亦有重大意义。

       走出玄坛庙后，师生们沿鉴江南行，来到霞街，道光三年癸未科状元林召棠的故乡即在此地。在规制宏大的林氏大宗祠内，吴滔老师引导同学们俯身细察祠中牌位的排布秩序，并总结出林氏宗祠牌位排布的双重特征：其总体上按照“左昭右穆”进行排布，但龛位中按照礼制仅摆放三世，龛位外则逾礼排至二十余世。随后，吴滔老师回归礼法本身阐释“神道向右”“左昭右穆”等礼制的特质，并指出“左昭右穆”对宗法伦理庶民化的重要意义。林氏大宗祠是传统礼法与宗族现实需求结合的典型案例，龛内与龛外、合礼与逾礼、混乱与有序、诗书传家与现实利益的辩证关系充分呈现了民间社会宗法运行的特殊景观。

       上午的最后一站是古兴龙寺。在寺内，吴滔老师带领同学们阅读了《寺田记》碑。根据碑记所载，古兴龙寺占有田地划为三份，其一用于寺庙运作、其二用于户长收租纳粮、其三为僧人所用。吴滔老师据此指出，寺庙的产业并非铁板一块，其运营方式是复杂的，不应刻板、片面地去看待。

       下午，师生们乘车南行，对芷寮港及其周边村落进行了考察。师生们首先来到造福寺。领学同学带领大家阅读乾隆《重修芷寮造福寺碑记》，讲述造福寺受康熙迁界、复界影响而兴衰的历史，通过“本港商船”与“花银”呈现康熙开海后芷寮港的贸易图景。吴滔老师指出应对碑记捐题中的货币形制、班会组织等关键信息进行考辨，从造福寺的兴衰轨迹透视芷寮港的商贸兴衰，并强调了地方文史资料对展现明清芷寮港港口变迁过程的参考作用。

       芷寮古港的昔日繁华虽已湮没无寻，村落之中却犹有诸多遗存，从造福寺步行至番鬼井，井台边缘镌刻的西文字母与数字编号时至今日依然清晰可辨。清雍正九年刻本《吴川县志》始有“番鬼井，在芷藔斗门村后，昔有番鬼泊船于此”之记载，其与实物遗存相互印证，将番鬼井的断代时间大幅前推，为师生们清晰把握清代前中期吴川海外贸易的发展脉络提供印证。吴滔老师再次提醒同学们对梅菉与吴川的研究应不断扩展视野，将视野从广州湾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海外空间，而海外贸易作为连接本土与域外的重要纽带，正是解读这一区域历史变迁不可忽视的核心视角。

       走过一段蜿蜒的上坡路，师生们来到了双峰塔脚下。领学同学结合光绪《重修江阳书院碑记》，同时补充县志相关记载，梳理双峰塔的航标功能与地理位置。吴滔老师指出，在阅读碑记时应对重要人物保持高度敏感。例如碑记中出资重修江阳书院的彭玉，其在梅菉水口渡黄麻贸易相关碑记中亦有记载。由此可见，正是以彭玉这一关键人物为线索，得以串联鉴江沿线的贸易与聚落与航路。

       穿过双峰塔前的一片广袤的农田，师生们终于寻得树丛半掩下的限门天后宫。领学同学带领大家阅读了咸丰《重建庙碑》等文献。根据方志与庙碑的记述，限门天后宫有两次重修历史。第一次重修由福建商人主导，第二次重修则由名为“十甲”的地方组织主导。吴滔老师强调应首先从方志大事记与《乱离见闻录》入手，明晰康熙元年迁界是以限门天后宫为界限进行的。由此可以精准把握迁界带来的连锁影响：迁界实施后，芷寮港航运中断、“舟楫罕至”，商贸发展遭受重创；即便复界之后，其昔日繁盛景象也未能完全恢复。也正因为此，限门天后宫第二次重建的主导力量，才从最初的福建商人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 “十甲” 地方组织。吴老师指出，这一重建主体的变迁，其背后恰恰深刻折射出迁界前后粤西滨海地区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的深层转变。

     随后，师生们辗转抵达上郭村吴氏大宗祠。吴滔老师结合永乐十年《吴氏祠堂记》，对其中牌位排布、始祖位设置、祭祀时令进行了详细解读。吴氏大宗祠的管理人员听闻考察目的后，主动取出清本《吴氏宗谱》原本供师生研读。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顺利完成了对宗谱与四通祠堂碑记的记录归档。

      当日田野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吴阳历史文化展馆。在吴滔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在吴阳历史文化展馆中浏览吴阳当地的出土文物与庋藏拓片。通过观察带有刻字的古砖，同学们对《梅菉志》中所提到的北三都、北五都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

      县所共治的吴川县城旧址，与江海交汇的芷寮、限门古港，共同勾勒出与梅菉截然不同的独特历史图景——滨海坚城所映射的卫所制度内核、神庙祠堂背后的宗法礼制传统、学宫儒林承载的抡才选拔之制，层层铺展出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当日立足文献考据、深入田野实证、回扣制度本源的考察之行，从史料解读、现场讨论、逻辑建构等多个层面，系统锤炼了同学们的史学核心素养。历经一日紧凑而充实的考察，同学们不仅对吴阳镇的历史脉络、空间格局形成了系统性的认知，更借由鉴江下游的区域，深化对梅菉的理解。晚餐过后，在助教的统筹组织下，同学们趁热打铁，对当日考察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思展开系统性梳理总结，同时紧锣密鼓地推进次日小组成果汇报的筹备工作，为此次田野考察的后续深化做好充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