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藏春秋，江海汇商衢｜历史学系（珠海）2023级历史地理田野考察日志（一）

       2025年11月19日傍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吴滔教授带领选修历史地理田野实践教学课程的2023级本科生一行40余人乘车从珠海前往吴川，为期6天的田野考察活动就此展开。主管学系本科教学的于薇教授也出席了前两日的考察。在行前读书会中对梅菉及其周边地区展开研讨的基础上，同学们对次日的正式考察充满期待。

       2025年11月20日上午，吴滔老师和于薇老师带领同学们来到了吴川市博物馆。吴川市博物馆紧邻博茂海边，馆内的展品为同学们串联起吴川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文明轨迹。吴老师向同学们说明选择梅菉作为考察点的主要原因——光绪《梅菉志》、《梅菉赋注》等文献保留了较为详细的金石史料、地理上梅菉恰处于内陆腹地与广阔海洋的交汇点、新城规划建设时保留了较为完好的梅菉旧城街道庙宇等空间，并指出此次考察相比以往会更关注梅菉的“海洋性”。于老师先从地理、政区的角度为同学们点明吴川所处的独特位置，而后提醒同学们在考察中，要关注历史现场的碑刻、族谱、契约、建筑、仪式等史料及遗存，在多元环境面对复杂问题时注意发现对研究有帮助的线索。

       随后，同学们深入梅菉，首先探访了位于大塘之畔的梅镇古庙（隔塘庙）。据光绪《梅菉志》记载，该庙于嘉庆十年、道光二十六年及光绪十四年重修。每次重修，均曾立下碑刻记事，其中光绪重修碑保留至今，包括光绪十二年的《重庆来仪碑》、光绪十三年的《告示碑》及光绪二十二年第三次重修后所立的纪念碑。王天舒同学主动分享了他对其中两篇碑文的解读，指出清中叶后梅菉地区通过轮值管理与毁契立碑的方式强化了对庙产管理的监督机制。吴滔老师对王天舒的汇报表示肯定，并进一步指出碑文中提到的“重庆来仪”与“均睦堂”虽分别以香社与文会的方式合股轮值，实际上均属集宗教信仰、诗文结社与商业经营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此外，吴老师还提醒同学们注意碑文中“递年输纳军饷”的记载，指出近代早期的欧洲城镇常以缴纳税款换取自治权利，而清代中国的商人向官方缴纳商业铺税用于军饷则为单向义务，是一种超经济强制，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运作逻辑。

      自梅镇古庙顺坡而上，吴老师和于老师带领同学们来到了华光庙。华光庙地处“墟顶”。梅菉镇的“下垫面”并不平坦，自漳州街经墟顶至南畔街，地势最高，被当地人称为全镇的“龙脊”，是梅菉早期发展的“城镇核”之所在。吴老师强调华光庙不但有地理上的特殊性，其西侧为赤水巡检司，同时也是清末举办团练的五个联络点之一，且位居中心。

      同学们西行至漳州街，登上十八级台阶，来到了梅菉的另一处高点——万寿庵。同学们现场阅读了梅菉现存最早的碑铭——天启元年《万寿宫碑记》，对万寿庵的始建年代及所涉人群形成初步了解。吴滔老师指出万寿庵是梅菉早期比较重要的公共建筑，碑文中的商业信息虽然不多，但可以看出万寿庵与上游腹地方向及海洋方向的人群都有密切关联。在吴老师的点拨下，同学们深刻体会到了万寿庵对梅菉早期聚落形成的重要意义。

      参观完万寿庵后，师生们拾级而下，来到漳州街天后宫。师明欣同学带领大家解读了与天后宫相关的两块碑刻——《梅菉竹木行规告示碑》和《光绪戊寅四年重修新庙碑志》，吴老师和于老师基于领学点评展开教学。对于《梅菉竹木行规告示碑》，吴老师指出应联系鉴江及伏波庙繁荣的竹木贸易，促成了行规的制定，商号的名字也反映了竹木商在此次立碑事件中的深度参与；竹木、米粮均是梅菉的大宗货物，庙宇在其中扮演着“准行会”的作用。同时，吴老师提醒同学们要结合民间信仰理解梅菉镇的商业组织，也要注意到文社、书院及慈善组织与市政管理之间的关系。于老师提示同学们关注碑文前请示官府的商号与最后列出的商号完全不同的细节，强调看材料要将其水分榨干，切勿囫囵吞枣；她还让同学们留意到后宫正对面具有酬神功能的戏台。对于《光绪戊寅四年重修新庙碑志》，吴老师据碑文中“化州”“阳春”人士的捐款信息，指出梅菉与上游腹地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该镇“内引外联”的历史见证。此外，老师们亦要求同学们务必厘清碑文中涉及的职官信息，切实掌握历史学研究的“四把钥匙”。

    午饭后，师生们来到梅菉北部的五福庙。穿过五福庙下的夹巷，同学们来到袂花江和梅江两江交汇之处的旧码头遗址。吴滔老师结合文献记载与实地环境向大家讲述明清时期梅菉的米谷运销模式，两江上游的谷主雇佣船户将米谷运往梅菉，在附近码头卸货后由挑夫将米谷从码头挑运至当地的各个米铺，这一贸易链条串联起两江上下游的广阔空间与多样人群。而后同学们来到五福庙二楼，庙内保留着民国三十八年《重建东宁境主庙纪念碑》。助教带领同学们识读文字，联系民国晚期金圆券贬值的时代背景分析了碑中的捐款数额和货币单位。

     紧接着，同学们在吴老师和于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龙滘祖庙。龙滘祖庙，俗称“大庙”。庙内有一口古井名“龙滘井”，相传南海槟榔花常浮井中，其水与潮同涨消，后人称此景象为“龙滘通洋”。这一传说反映出龙滘祖庙恰处于河海的咸淡交汇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性。龙滘祖庙原祭祀朝江、望海二神，由广府人主导，他们“塑朝江、望海二将，大于圣母”；后来，福建人利用重修龙滘祖庙之机，重塑天后大像，并“移二将军于墙边”。通过龙滘祖庙祭祀神明的变迁，折射出福建人与广府人之间在贸易方面的竞争与合作。庙产方面，龙滘祖庙原由五班会轮值经营，“置有铺户，以供祀事”。乾隆三十四年，管理铺户供应祭祀的从五班变为六班，显示出入会门槛的“开放性”。

      龙滘祖庙前也有一个米谷码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当地米粮贸易中具有关键地位。祖庙东北方向直对梅江与袂花江交汇处，“谷主皆系雇船装运来梅”，并不亲自出面，而是委托船户全权负责，后者往往操控斗米，谋取私利。有鉴于此，道光二十四年，绅商呈报通判，获准以“龙滘祖庙公斗”为交易标准，改由买主和卖主直接参与斗米度量。吴滔老师强调，船户舞弊的现象反映出船户和谷主责任不明晰的合股经营关系，两者之间缺乏理性分割利润的责任制，才使船户能够把控米谷贸易的关键环节。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传统中国缺乏针对合股经营的有限责任机制及与之配套的复式簿记所致。道光三十年，《强徒示禁碑》对龙滘祖庙与码头间墟市贸易中占用道路的行为做出规范，侧面证明了墟市的规模和天后的影响，反映出墟场、埠头和城镇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在光绪七年的《谷米搬运挑夫把持示禁碑》中提到，从聚龙境埠头到米行，米粮挑夫皆是散姓任意雇挑。此后，何姓逐渐把持埠头，结党划分地界。光绪七年，高州督捕立碑示何姓人不得垄断挑运，其把持埠头霸占地界的行为最终被阻止，其碑位于龙滘祖庙左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行政与民间信仰的相互渗透。

       而后，同学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南行至关岳古庙，祝子涵同学进行了领读分享。万历之前，玄天真武庙（北帝庙）已雄镇一方，后经商户修复、乡绅牵头建永寿庵、僧人募化增建观音阁，逐步形成多元格局。崇祯八年关帝信仰入驻，嘉庆年间岳飞信仰加入，“关岳合祀”让“忠义”内涵愈发深厚。光绪三年，三庙同步修缮，募资千余贯打造戏场与摆卖区，使古庙成为祭祀、娱乐、商贸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从早期商户、乡绅到“五班会”接力修缮，再到香会置铺收租、住僧收租供祀、商人合股经营、民间组织捐资助力，多元化的资产分配与资金筹措机制，让古庙香火绵延不绝。

       吴老师指出，碑刻和文献中自清初到清末反复出现的“萧卢林”并非具体的人名，而是一份由“萧、卢、林”三姓所共有的控产单位，应为部分广府商人的合股户头。经过吴老师的一番指点，同学们对关岳古庙的理解又深刻了许多。

       考察完关岳古庙后，同学们继续向北至伏波古庙。伏波庙主要供奉伏波将军马援，大殿两侧供奉土地神与华光大帝。在伏波庙门口，赵省鉴同学对伏波庙的相关史料进行领学，对伏波庙建庙沿革及相关碑文的内容及其所反映信息进行介绍。吴老师强调，要注意伏波庙相关碑刻中反映的梅菉地区米谷贸易问题和新旧海关问题。梅菉位于鉴江、袂花江与梅江的交汇处，来自广西北流、陆川和广东茂名、信宜等县的米粮商人都顺着鉴江等江前往梅菉从事米谷贸易。而梅菉作为一个米粮贸易的集散地，来到梅菉米谷船的多寡与吴川及周边地区的米价高低息息相关，因此梅菉在吴川乃至粤西米粮市场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讲解完了关于伏波庙的相关内容，吴老师和于老师便领着同学们前往鉴江西岸继续考察。

       跨越鉴江，师生们在日落时分来到鉴江岸边的水口渡。熊卓雅同学在此领学相关碑刻。水口渡三官堂前“每二五八日三江各村趁墟者往来如织”，故水口渡又名 “三江渡”，其既是清代梅菉对外交通的主要码头，也是粤海关外口所在，为黄麻等贸易货品的集散中心，因此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对水口渡及把控水口渡的三官堂予以高度重视。

       三官堂在万历年间由吴川乡荐历官司理郡左长孺吴公所创立，紧邻水口渡。庙中主要供奉三官神，灯会出钱人群多样，有普通百姓、僧人、士大夫、贡生等，香灯钱构成也比较多元，主要有沙埇地租、江口溢粮等。吴老师在讲解过程中指出，三官堂占领了大片沙洲，还会通过开旅馆获取收益以维持其运转，让同学们对其控产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夜色渐浓，师生们踏着余晖从水口渡返回宾馆休整。白日里碑刻的斑驳字迹、古街的空间肌理、庙宇的信仰印记与村民的鲜活口述，都化作了各小组同学热烈讨论的素材。经过一整天的沉浸考察，同学们不仅厘清了梅菉自明清以来逐步发展的历史脉络，更在文献与现场的互证中对城镇空间形态、商人及商业组织与地方信仰的交织有了更立体的认知。带着丰富的收获与未解的疑问，同学们对次日奔赴硇洲岛的行程愈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