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4-15日，“跨国网络与‘世界之中国’全球史学研讨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六号楼历史系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德国日本研究所和澳门理工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多位专家和学者共同参与了这一场学术盛宴。
11月14日上午，本次研讨会顺利开幕，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系主任吴滔教授致开幕辞。他首先向各位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并介绍了历史学系（珠海）目前的教学科研人员结构以及各项科研成就。最后，吴主任对本次会议表示期待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全球史转向”专场
致辞过后，会议正式开始，“全球史转向”专场首先进行，共有四位学者了展示各自的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胡成教授进行了题为《从“中西对抗”到“中外共生”》的发言。胡成教授提出应反思目前国内学界存在的对西方史学研究和学术产业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中国史的传统认识。他认为，历史认识的基础应当是具体而微的研究，立足于文化主体性与历史主体性才能使中国的史学研究汇入“大时代”，在历史写作中也应当反思如何同异质性文化接触。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岳秀坤副教授则围绕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从史学史角度对“全球转向”进行定位、狭义与广义的全球史、全球史面临的矛盾。通过探讨19世纪后期以来的史学研究范式，他展现了全球史的发展脉络与定义。此外，他揭示了“全球史”面临着历史研究价值观念的分歧、以及民族国家史与全球史之间的矛盾。岳秀坤副教授主张，历史研究应范式互补，在坚持自身文化特殊性的同时追求世界史的普遍性，对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结构提供一种理解。
接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李恭忠教授以“概念史与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为主题，讨论概念史与全球史研究结合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的概念史，涉及到了中、欧、美、日、俄之间的知识旅行、观念互动和制度变革，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研究提供值得关注的学术空间和可能路径。
来自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恒俊副教授以南京市立医院和鼓楼医院为中心，讨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与整顿医院时体现出的执政能力问题。他指出，在南京解放之初，通过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和思想改造等方式，中共根据各医院的性质采取了针对性的接管和整顿策略。李恒俊副教授认为，坚持原则的同时又能以灵活机动的姿态处理不同对象的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顺利接管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跨国网络”专场
11月14日下午，“跨国网络”专场会议如时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杜新豪副研究员首先展示了题为《跨国知识交汇与东北近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1860—1945）》的研究报告，将东北近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置于东北亚区域史的背景中来考察。他认为，以往学界对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史的研究存在不足，而探究东北亚地区的各种农业知识与技术流入东北并逐步本土化的过程，有利于从全球视角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科技与知识的互动，以及对全球史的话语体系进行重新思考与辨析。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蔡伟杰老师运用清代晋商所使用的洋泾滨蒙古语和洋泾滨俄语教材，探讨了洋泾滨语的出现与使用如何反映出清代晋商跨区与跨国贸易网络的发展。他指出，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开始了正式的贸易往来，而蒙古人时常扮演俄商与汉商之间的中介角色。随着清俄贸易的发展，晋商作为其中重要的商人群体，对洋泾滨蒙古语和洋泾滨俄语的使用需求也在不断增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施越老师以沙俄当局于1868年颁布的《草原四省临时条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条例文本探讨十九世纪中期沙俄征服哈萨克草原之后对该地区统治体制的塑造和改革。他指出，该条例建立的统治体制有效地抑制了哈萨克草原游牧民跨地区联合的潜力，并配合同时期的生产技术吸引一部分牧民转入定居和半定居生活，在行政体制和法律上逐渐推动哈萨克草原融入沙俄版图。
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15—16世纪爪哇的华人穆斯林〉辨析》。他聚焦于里克列夫（M. C. Ricklefs）整理出版的《15-16世纪爪哇的华人穆斯林：马来文三宝垄和井里汶编年史》，通过对文本、作者、年代和史事各方面的分析，从互动缠结史（entangled history）的角度入手，揭示了此书在近代早期全球化中的重要意义。
德国日本研究所博士后周雨霏老师展示了题为《战后美国亚洲研究中的移民学者与多民族网络——“中国历史编纂项目”（1939—1966）考析》的研究，以一手史料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探讨了项目涉及学者构成的跨国网络，分析了移民学者与美国汉学的相互作用，并透过微观视角审视了大规模、多民族知识分子移民语境下学科重塑的问题。
“中国·东亚·世界”专场
11月15日，会议继续进行。在上午的“中国·东亚·世界”专场中，共有四位学者围绕此主题进行发言。
来自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马光教授研究了13-17世纪倭寇在中国和朝鲜掳掠人口并贩卖为奴的历史，他以这些被虏人口为主线，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讨论奴隶经济链条与中日朝三国的外交博弈等问题，将13-17世纪的中国和东亚乃至世界联系起来，为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许美祺老师发言题为《深度网络化时代，高校世界史教学的机遇与挑战》，对目前深度网络化时代的世界史教学提出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她认为，目前的世界史教育中机遇和挑战并存，总体来说，史学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学院模式将会遭到危机。最后她提出，历史教育的立意要根植大众，历史教育者应肩负信息辨伪和储存的责任。
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仲民教授从阅读史的视角来寻找基督教会和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中获得广泛反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之前基督教会提倡的道德教育与打下的读者基础。他把新文化运动放在全球基督教传播的大框架中，揭示了基督教青年会为新文化运动开发了相关议题和培养了众多青年运动人才的现实。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吉辰老师在题为《甲午战争后东亚国际政治的变局：列强对中国军事改革主导权的争夺》的报告中，讲述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因为练兵问题和列强在外交上的各种博弈。他从世界整体外交的视角考虑，指出列强将军事改革作为一种政治权力进行争夺，并分析了清廷内部自强需求和外部列强企图之间的联系。
每一场专题研讨会还设有互动问答环节，与会学者就本场主题进行相应的提问和热烈的讨论，在深刻交流中不断开拓研究新思路。
在闭幕式上，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沈宇斌老师进行总结发言。沈老师首先对诸位学者的如期到来表示真诚感谢，并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跨国网络是现在学术界的前沿议题，东亚范围内的资源流动也推动了现代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沈老师也强调，今后本系将会立足于世界史方向，利用各种资源，开展以科技史、环境史和海洋史为主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也期待能够在这一次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