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刘士永教授介绍了台湾营养学界普遍认同的Y线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进入20世纪后，现代营养学的发展呈现出新趋势，生化学的分析逐渐取代消化生理学，这一点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军事营养学影响极深。
接着刘教授回顾了现代营养学在民国初年的发展，齐鲁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齐鲁大学医学院首先在华北地区进行了现代营养学的调查，主要受欧陆营养学的影响较大。而后北京协和医学院在Chittenden教授影响下，生化学体系逐渐发展壮大。这一时期，中国营养学被认为是为国家富强的应用科学医学，主要研究对象以沿海工业化城市的健康工人为主，期待以营养增加改善民族体质，达到富国健民的目的。然而此时的中国营养学却忽略了占总人口近9成的农村人口，忽略了对内地的膳食了解。
抗战爆发后，各美援医学机构在重庆进行了统合，ABMAC、CMB和国际红十字会等美援机构合并为美国联合救济总署，成为西南大后方医药援助的主要媒介。而营养学资料也随着知识分子向西南大后方移动，以Wendy Fu为代表的学者开始转向战时难童的营养研究，同时中国新式军医机构和战时营养研究机构建立起来。现代营养学的知识迅速在西南大后方传播，营养学被社会认可为一门西方医学的专业，“营养”脱离了传统的庶民饮食观念，成为一种现代医学专业的形象。但是军人作为战时最重要的群体，其营养与膳食需求仍然是被忽略的。
当时军队中的饮食条件差，营养状况十分恶劣，即使是特种士兵也只能吃糙米，膳食缺乏油水。不仅与同时期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有较大差距，甚至还不如某些地区的贫民。
日本近代营养学早期同样是受欧陆营养学的影响较大，强调生理学分析蛋白质与消化。后来佐伯矩从师于Chittenden，将生化学带入日本。但消化生理学在日本有着深厚的根基，消化生理学并没有被生化学取代，二者则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抗战期间，滇缅远征军以食用美军的K口粮为主，其中中英士兵均出现了营养匮乏与吸收不良情况，这促使万昕带领陆军营养研究所开展相关调查研究。以万昕为代表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军人在体质与营养摄取方面存在差异，特定营养素的限制属于长期饮食适应后演变的结果，他们不再去探究中国军人的最低营养投入，而是去寻找最适营养需求量，这与当时美式营养学的观点是相抵触的。中国军事营养学力图从美式军事营养学主导的风潮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二战结束后，中国的战时营养学被延续和发展，体质差异和最适量标准成为主要论调。、
最后，刘教授梳理了中国军事营养学发展的线索：中国军事营养学企图摆脱美国营养学的研究，发展中国人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学知识。进言之，中国军事营养学是现代美式营养学中重要的一环，但不代表它是美式营养学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