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年8月30日，历史学系（珠海）2023级本科生与本系吴滔、詹镇鹏、吉辰、凌滟、李彦楠、杨晓东等老师及东南大学历史系的李铀老师一道，开始在南京参访学习。此次参访共安排近30处史迹，上起六朝，下至近代，拟以南京都城的空间营造与制度设计为主要线索，深入了解1800年城市变迁的基本脉络。
午时许，师生陆续入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苑宾馆，此处乃明皇城社稷坛遗址，与之一街之隔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老校区为太庙遗址，据说还有部分基址尚存。
下午三时，出宾馆大门沿御道街北行数百米，师生们来到东西宽790米，南北长750米，占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明故宫遗址公园。遗址以中山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除午门、内五龙桥、东华门、西安门、玄津桥及奉天、西华两门遗迹外，另有一批柱础、碑碣、螭首、赑屃散落其间。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下令拓建康城，以吴王府痺隘，“乃命刘基等卜地定，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宫城核心部分系填燕雀湖所建，地势南高北低，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次年二月都城拓建完成，十二月“御新宫，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与上帝皇祇”。明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十三日颁布《立南京北京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次年因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中天下而立”立凤阳中都，南京营建遂告一段落。
洪武八年（1375）中都“功将完成”，朱元璋却“以劳费罢之”。同年七月开始重新营建南京，“诏改建大内宫殿”。九年（1376年）十月，将太庙由宫城东南隅迁至宫城左前方，十年（1377年）八月，“改作社稷坛于午门之右”，以合“左祖右社”之意。十一年（1378年）下诏罢北京，改南京为京师。此后陆续在外五龙桥南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等官署，并修缮大内金水桥，端门、承天门楼及长安东、西二门，终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大致完成了南京的宫室庙堂。
在午门遗址简要回顾明故宫的营建过往后，师生转而聚焦内五龙桥南侧的两通碑刻。
明故宫是明初皇权统治中心所在，布局严谨，宫阙相望，集历代宫廷建筑之大成，并开一代新制，为后来北京紫禁城所继承。虽经历六百余年的历史风雨，先后为八旗军营及军用机场所占据，然巍峨旧貌，依然仿佛。傍晚时分，师生在遗址公园外合影留念，为此次参访的首日行程画下了句号。
（二）
考察次日，历史学系（珠海）师生一行80人在吴滔、杨晓东、詹镇鹏、吉辰、李彦楠、凌滟、张萍等几位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朝天宫、云锦博物馆、石头城、龙江宝船厂、中山码头继续实践教学，这一天的考察点集中于南京城的西线。
一、朝天宫
师生一行首先到达朝天宫大成门。朝天宫曾是明代皇家祭祀天地、祖先和神灵的场所，也是文人雅士游览、吟咏和雅集的地方，是江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落。大成门取自“孔子之谓集大成”之意，分左中右三门。中门专供皇帝祭祀时出入，亲王、郡王走左右两门，一般官员只能走戟门两端的“金声”和“玉振”小门。大成门后方为文庙二进院落。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大殿前后两廊均为巨型木柱，殿前露台宽敞，四角刻有螭首，前后台阶中央有浮雕龙陛，红墙黄瓦，气势非凡。
吴滔老师讲述道，朝天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初为吴王夫差所建的冶城。南朝刘宋时在此设置总明观，分设文、史、道、儒、阴阳五门学科，召请全国著名的学者著书立说，招收学子，开课教学。唐代以来，总明观被改为道观，明朝时朱元璋下诏赐名“朝天宫”，以供皇室贵胄、文武百官和袭封子弟演习朝仪，并设道录司署于其中。此后，朝天宫一名沿用至今。明清易代，朝天宫部分建筑毁于战火，后恢复道观建制。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在两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曾国藩的推动下，朝天宫被改建为江宁府学与文庙，才形成今日的格局样貌。
朝天宫现为南京市博物馆，展示了南京城的发展历程。远古到秦汉，是南京城市形成的准备期。远古走来的南京，经历了从最早出现人类活动，到原始聚落形成，再到城邑初创、郡县始立的长期发展过程，为南京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在六朝时期发展成为政权都城奠定了基础。
六朝定都建康后，南京迎来了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创新、佛教道教的传播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大都会。孙吴定都建业后，于秦淮河以北五里之地始建都城。孙吴时期，都城仅在南面开一门。东晋至南齐时期，都城开六门。其后，城门不断增辟，最多时达十二门。自孙吴至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以前，都城的城墙与城门皆用竹围成，南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改筑为夯土城墙。
建康城的建设充分考虑和利用了南京山环水绕的优越地理条件，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城池的构造、宫室的布局、城市防御体系的设置等方面皆有新的创造。以东晋和南朝时期为例，建康城主要由三重城垣构成，其核心是以宫室为主体的台城。台城的外围称都城，其作用类似于后世的皇城，主要设置官署和部分贵族宅邸。都城之外还有外郭，主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皆分布于外郭城内。在主城周围还有石头城、西州城、东府城、白下城、新亭城、丹阳郡城，以及秣陵、江乘、江宁、同夏等京郊县城。这些大小城垒又构成一道屏障，共同拱卫主城。
明代定都南京，形成南京城市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明代的朝天宫是当时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道教宫观， 并且由于其为明太祖钦定作为朝会大典前百官习仪的场所，所以等级也最高，是“太祖高皇帝创建焚修之所，每遇大节，行庆贺礼，文武百僚习仪于斯，非他祠宇比也” (《金陵玄观志卷一·护本宫敕》)。因此，朝天宫与明皇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官方色彩非常浓厚。
不仅朝天宫之名是明太祖钦赐，成化年间的重修还用上了大内建筑的备用材料。在成化年间重修完成后，明宪宗还先后颁布了《护道藏敕》《敕护西山道院》《护本宫敕》等三个正式敕令对朝天宫的各种权益加以保护，宣布:“今后官豪势要诸色人等，不许纵放车马，秽污奉祀之所；侵占芦场，有缺修葺之需。若有不遵朕命者，事发必罪不宥。”
针对南京历史的发展变化，李彦楠老师向我们讲解了单线进化理论的缺陷，并指出做学术研究不应只关注南京城邑本身的发展，而应多方面注意到其他个体对南京的影响。此外，李老师强调了政区、地形区、文化区的差异，指出在明代以前，南京为离散型分布；明代兴建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区域的聚合，奠定了今日南京的格局。南京的发展是一个草创、进行、延续、扩大的过程，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的地理关系有类似之处。
对于六朝世家大族，李彦楠老师上溯东汉，讲述了主要的世族，着重讲了北来世族郗、王、孙、毛、桓、庾、谢与南方本土朱、张、顾、陆的不同发展轨迹。他指出，掌握北府的郗、祖等家族与掌握西府的桓家，以及通过与帝室联姻起家的庾家等，代表了世族的不同政治定位。不同家族的墓葬往往族内聚集，分布在今南京地区牛首山、雨花台等地。
六朝时期，建康城内外，分布着大量的礼制建筑、园林苑囿和居民聚居区。礼制建筑包括南郊坛、北郊坛、社稷坛、宗庙等。六朝园林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三大类，主要分布在钟山、青溪、玄武湖周围以及秦淮河畔、长江之滨等山水佳丽之地。园内穿池引水，叠石堆山、遍植名木，大建楼堂，极为精致，奠定了江南园林的基本格局。居民区主要集中于城南秦淮河两岸。其中，秦淮南岸的长干里、横塘、查浦一带，官民杂居，人口众多，是主要的聚居区。永嘉南渡之后，建康人口剧增，其居住地从秦淮河两岸不断向北延伸。六朝在兴建南京的过程中起到了奠定作用。
南京博物馆的近代史展陈包括孙中山的大总统誓词、南洋劝业会、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城市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新发展。在这里，吉辰老师结合人力车实物，讲述了这一新式交通工具对于近代生活的改变。古代由于车马、轿子昂贵，加之马车无减震器，市民出行较为不便。晚清以来，由于人力车普及，市民出行成本降低，交通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云锦博物馆
上午11时，师生一行来到南京云锦博物馆。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84年的中国织锦工艺陈列馆，是中国首家集知识、观赏、娱乐为一体的织锦艺术博物馆，同学们在此参观了明清时期保留至今的云锦、大型纺织机、由云锦织成的官服、云锦传承人模仿复制出的中国古代丝织文物以及少数民族的织锦。
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历史可追溯至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在建康设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如今只有云锦还保持着传统的特色和独特的技艺，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机织造，这种靠人记忆编织的传统手工织造技艺仍无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云锦因其色泽光丽灿烂，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卓越成就，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璀璨结晶。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技术水平极高的织物，而南京云锦则集历代织绵工艺艺术之大成，元、明、清三朝均被用作皇家御用品，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内涵，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南京的丝织业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西晋末年大乱，黄河流域汉人大量南迁，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使得南方的丝织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晋末年，刘裕将后秦百工迁到建康，建立斗场锦署，此为南京织锦业的源头。南朝时期建康织锦业持续发展，文献中首次出现了“云锦”一词。两宋之际，建康织锦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在元代迎来了辉煌时期。从至元十七年（1280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 625 年间，南京一直都是全国织造业的中心。官办织造和民间织锦业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发展。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南京云锦业逐渐式微。建国后，在各方重视下，南京云锦又焕发了青春。
在云锦官营织造分布图前，吴滔老师为同学们介绍了南京丝织手工业发展的脉络。明朝以前，南京虽有丝织手工业，但其地位不高，既有官营，也有民营。明清时期，南京云锦迎来了繁荣发展。明朝时期，官用丝织品需求量较大，主要由两个部门进行监督管理，分别是工部织染所与太监掌管的内府织染局。云锦主要用于织造皇帝、后妃、官员的衣服，祭祀用品与制作圣旨等。明清时期，除了两京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织染局，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其中以苏州较为典型。苏州的丝织发展与两京不同，最初内府工部制品不在市场销售，技艺和产品不会流向民间。到了明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明朝时期织造制度为配户当差。这种制度下的匠户非常辛劳，导致大量匠户逃亡。因此，仅依靠官营丝织厂已经无法完成政府仍在日益增加的丝织任务。这使得一些地方染织局选择将一些不太重要的织品交由民间生产。政府的订单帮助民间丝织作坊发展，带动苏州丝织业繁荣，匠人的聚集推动了苏杭周边大量市镇的兴起，出现了“衣被华夷，重洋绝岛”的盛况。
在之后的考察中，詹镇鹏老师介绍了云锦在南京的发展和云锦的工艺特征。云锦因其制作工艺复杂，以及政府对衣物材料有着严格规定，所以民间需求不大，也没有对应的生产作坊。明清时期，南京，苏州，杭州成为织造中心。云锦主要由官营手工业进行生产制作。使用金进行点缀是最早的工艺特征之一，这一特征继承自元代。在西征时，蒙古将中亚的大量工匠迁入大都，从事织造行业，逐渐发展出用金银织造衣物的工艺。清朝时期，江宁织造是云锦重要产地。云锦不仅通过运河供京城使用，还是与西藏等地进行外交的重要物品，经常作为朝廷赐予地方政权与外国君主的礼物。云锦织造技艺曾出现匠人稀少、难以为继的局面，因此现在博物馆的云锦展品大多为复制品。云锦织造需要大型织机，而大型织机通常要由两个人来运作，通过横纬直经进行织造，再加刺绣等织出花纹。在纺织厂内织成大块布料后，匠人再用布料织成皇帝、官员所需的龙袍、衣物、补子等。
在展厅门口处，第二组的同学做了关于唐卡与明代汉藏佛教资料整理的主题报告。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题材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传世唐卡大都是藏传佛教和苯教作品。唐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用明亮的色彩描绘出神圣的佛的世界，传统上采用金、银、珍珠、玛瑙、珊瑚、松石、孔雀石、朱砂等珍贵的矿物和藏红花、大黄、蓝靛等植物为颜料，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该组同学首先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唐卡作品，并对唐卡的的学术研究史进行分析概括，发现目前学界关于唐卡的研究为数甚多。同时，她们也认为，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辨析上，很少从民族交往理论、文化互动理论等方面入手。该组同学提出了自己对唐卡研究的看法，例如从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上进行研究等方向。最后，她们还介绍了汉藏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及明永乐时对西藏地区的政策。
关于这次报告，杨晓东老师提出，不应该使用非学术的词语或所谓的民间说法，如“唐卡之王”之类的表述。这样的表述缺乏论据，没有具体标准。在介绍前人的工作成果时，要有建设性的提议。
三、石头城
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始建石头城。石头城的历史虽可上溯到战国时期的金陵邑城，但其作为军事要塞而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则主要是在六朝时期。由于唐以前江面宽阔，直逼山下，其南又扼秦淮河口，石头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孙吴以水军立国，更是将石头城作为水军总部，使其一跃成为当时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唐宋以降，随着南京的重要性的降低与宋代以后长江航道持续西移，石头城作为军事要塞的地位逐渐削弱。宋代，石头山更名为清凉山。元大德七年，石头城的旧址上增建了清凉寺。石头城遗址显露在外的只是冰山一角，其重见天日是2010年以后相关考古工作开展之后的事情。
本段考察从清凉门开始。清凉门是明代十三座外郭城门之一，背倚清凉山，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年)改称清江门，明朝中期复名清凉门。考察队伍穿过清凉门，沿着长江故道与古石头城的城墙前进。六朝至明清时周边的地理环境与如今截然不同，依石头山而建的石头城就扼守在长江要道上，成为阻止敌军从正面渡江从而拱卫建邺的重要要塞。在孙吴时期，石头城作为京口与武昌之间的军事驻地，是孙吴长江上下游防线的枢纽。
李彦楠老师介绍道，在中古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渡江地点一般是马鞍山、溧阳一带或更下游的镇江地区，而非径直从石头城过江。苏峻之乱时期，苏峻便是从鞍山、溧阳一带渡过长江的。有鉴于长江渡口对于东晋南朝的重要性，流民帅也往往占据广陵、京口等地。
石头城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西临长江。李彦楠老师介绍道，石头城北接白石垒、白下城，向东拱卫台城，可谓建康城的门户与枢纽要塞。李老师也强调了石头城作为军事要塞的独立性。在东晋南朝时期，围绕石头城的诸方拉锯就能很好地说明此一点：苏峻之乱时期，面对着陶侃、温峤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苏峻曾将晋成帝掳到石头城以做最后一搏。又如，刘裕面对桓玄、卢循的军事威胁时，也曾以石头城为据点展开布置，从而击退来犯之敌。侯景之乱时，侯景军也是从石头城进入台城的。
李彦楠老师谈道，石头城依山而建，是其一大特色，虽曰石头山，但山体的实际高度并不高，海拔最高处仅60多米。但由于唐以前江水直逼山下，其南又扼秦淮河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孙吴以水军立国，更是将石头城作为水军总部，使其一跃成为当时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随行的东南大学李铀老师则向同学们介绍了石头山的地质构造。山中存在大量的碎石与鹅卵石，山体的形成显然是地质抬升的结果。这种现象在南京并非孤例，雨花台的构造与之类似。吉辰老师也指出石头城的城墙为了节省工本，将一些山体纳入其中，与明清北京城、西安城完全为砖包土城有所不同。吉辰老师则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古时期中国的攻城守城技术。中古时期，最重要的攻城器械是冲车与云梯。而当时的人力式抛石机威力较小，难以破坏城墙，主要用于打击城楼与人员。在元代出现配重式抛石机“回回炮”之前，抛石机在攻城战中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的。
午后，考察中途遇暴雨而止。
四、龙江船厂
结束石头城遗址的考察后，师生一行于下午三点到达龙江船厂遗址。
龙江船厂遗址位于南京西北部的定淮门之外，是当时秦淮河汇入长江之处。船厂建于洪武初年，称为“龙江提举司”，为南京工部所属机构，设有帮工厅和各个作坊。《龙江船厂志》卷一“典章”部分记载了龙江船厂历年造船种类，包括黄船、马快船、风快船、遮洋船、新江口战船以及“备使西洋诸国”的海运船。可见，龙江船厂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也建造过一定数量的海船。龙江船厂现存三条平行排列的古代船坞，分别编号为四作塘、五作塘、六作塘；三条作塘均呈东北—西南走向。其中，六作塘出土船用构件、造船工具、设施等文物约 1500件，并发现造船设施遗迹 34 处。考古发掘证实，龙江船厂是一处设计严密、布局有序、曾极为繁忙的造船场所。除龙江船厂外，其他明代船厂多已不存。因此，龙江船厂遗址是研究明代造船技术的宝贵资料。
成化十八年（1482年）南京工部的火灾烧毁了龙江船厂和宝船厂的档案，造成史料缺失。关于这两个船厂之间的关系，学界颇有争议。近年有学者溯源两厂名称来源、分析龙江船厂的租佃面积，认为两船厂实际为同一厂的两个厂区。也有学者并从龙江船厂的距江位置和船坞设备、两厂隶属部门等角度分析，认为两厂相互独立。虽然两船厂关系至今尚无定论，但是我们仍能从龙江船厂遗址了解明代造船业的往日盛况。
吴滔老师围绕龙江船厂的主题，以小见大，详细阐述了明代物料转输与运河交通、船厂实际运营中的“分包”“作坊”特点、官营手工业与匠户制，同时结合淮安和临清的漕船厂，就各船厂之间的异同以及地位变化等问题激发同学们的思考。
永乐年间，宝船厂规模扩大，龙江船厂规模缩小且职能变化，更多地制造供应皇家内府贡品的黄船、马船、快船，以及保卫江防的战舰。淮安和临清的船厂则生产漕船，并与龙江船厂竞争木材等船料。最终，龙江船厂因业务萎缩，规模减小，多处船坞变成耕地。而专造内河漕船的淮安清江船厂取代了其造船业中心地位。
龙江船厂实际采取的是分包制。虽然龙江船厂规模大，占地面积逾1000亩，但它区别于现代造船业，任务由各个作坊与承包商负责。造船的匠户由民户迁充或军匠户构成，父死子继。他们承担的徭役繁重，所以常收义子、女婿来顶充。匠户服役，经过了“常作—轮班—以银代役”的变化过程。博物馆内展出有一根顶端刻有“干王工”的木柱，极有可能是一个木匠在繁重的造船之余，私下随手刻画，抒发服徭役的感慨。
龙江船厂设立了严格的责任制，从进料、领料到加工构件，都有严格的记录。如一根木桩上刻有“答字五万八千五百四十三号”“〇一尺三寸”“｜一丈九尺”。其中“答字五万八千五百四十三号”是这块木料的进厂编号；而“〇”和“｜”则分别代表木料的截面周长和整体长度。这种责任制有利于船只保质保量地完成。
龙江船厂出土了数量众多不同用途的造船工具。木质工具有锤、夯、刮刀、木尺、拍、托、耙、以及支撑船体的“T”型撑等。铁质工具有斧、凿、锯、挫、钻、锥、刀等。还有磨刀石、研磨碗等其他工具。这些辅料的供应经历了从缴纳实物到市场采买的转变。
五、中山码头
中山码头是南京主要的客运码头，位于中山北路西端、煤炭港上游两公里处。码头依下关而建。下关西接京沪铁路，江面开阔，适合船舶停靠，附近建有若干码头。1910年，为连接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中山码头所在地的轮渡设施初步建成。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遗愿为安葬在南京紫金山麓。1928年，为迎接孙中山灵榇，在下关新建了一座码头，最初定名“津浦铁路首都码头”。奉安大典之后，码头易名“中山码头”。
大典过后，中山码头基本闲置，仅靠泊一些公务船只。1930年，为分担澄平码头渡江压力，铁路局向南京市政府申请征地扩建轮渡码头，而市政府也有意永久性保留中山码头这座富有象征意义的码头。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将中山码头扩建为轮渡码头。扩建工程始于1933年，于1935年3月基本建成。接着，南京市政当局又拓展了从码头口到挹江门之间的马路，修建了大型停车场，并在码头口设立公共汽车站。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沦为日军屠杀场。此后，中山码头又被日军盘踞，成为警卫森严的海军码头，更名为“安宅栈桥”。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山码头才得以恢复原名和轮渡业务。
中山码头旁有民国首都电厂旧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第一家官办公用电气企业——金陵电灯官厂，始建于1910年。1943年起，该厂成立了党组织，开始从事地下斗争。渡江战役中，该厂党组织曾利用厂中的“京电”号轮船帮助解放军渡江。
第五组同学在中山码头做了现场汇报，讲述了“下关”的由来、变迁及与南京发展之间的关系。该小组成员首先汇报了明初以来龙江税关的创立与发展，特别提到其职能架构、竹木抽分、钞关的分合、会馆商业组织概况等问题。随后综合讲述了下关在近代交通方式兴起后与南京城关系。
吴滔老师评价道，该小组成员在对于下关的历史进程梳理上清晰明瞭，但未能深入明代税收体系变化的基本脉络，尤其没有注意到两京地区税收机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忽略了钞关、抽分厂、宣课司、巡检司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更没有将南京税卡设置与长江、秦淮河及陆路交通线的关系说清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长江沿线口岸的入侵及渗透，使下关逐渐代替上新河、大胜关等传统税关，成为南京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斜阳脉脉，同学们遥望着远处的南京长江大桥和对岸的浦口火车站旧址，观赏着“两岸融云天际消”的难得景致，依依不舍地结束了全天的考察。
（三）
2024年9月1日上午，历史学系（珠海）2023级本科班在吴滔、詹镇鹏、吉辰、杨晓东、李彦楠、凌滟老师的带领下，展开第3日实践教学。当日行程安排有五处地点：南京博物院、大报恩寺、城墙博物馆、夫子庙中国科举博物馆与秦淮河。
清晨，队伍徒步前往南京博物院，途中经过东华门。吴滔老师在此处提醒学生结合第一日的考察，在历史现场感知明故宫的规模及布局。步入南京博物院正门，詹镇鹏老师先行介绍南京博物院的历史沿革：其前身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主馆建筑由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梁思成修改，造型以辽代奉国寺为蓝本，古朴雄厚、气魄雄伟。现有“一院六馆”格局，即历史馆、特展馆、数字馆、艺术馆、非遗馆、民国馆。
历史馆常设“江苏古代文明展”，以远古洪荒到明清时期的历史变迁为主轴，全方位呈现江苏地区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入馆后，五个小组分两队参观。
詹老师为大家讲解了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汉代错金银铜缸灯、南朝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青釉瓷神兽尊等重点文物。金缕玉衣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王后的随葬品，玉片原以金线串连编缀，乃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玉坚硬的特质，能令尸骨不朽；而殓葬用玉亦具有身份象征。
4展厅的重点展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是本馆的重要文物。南京城及周边出土了一批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其中出土于南博西善桥的藏品为最精美者。
砖画采用经典树下人物图式，线描刻画了魏晋时期七位高逸风流之名士，同时添加了春秋时期的荣启期以保持画面构图均衡。拼嵌砖画先以砖坯模具内作阴刻、再压印成为凸出阳线，烧制而成。每块砖背面附有编号，工匠制成后依据编号拼成完整图像。技法熟练、人物生动传神、线条遒劲有力。詹老师提醒学生，文物进入博物馆经历了一个去情景化过程，特别是考古出土遗物，还需结合墓葬空间去还原原始情景。詹老师更抛出问题供学生思考：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普遍出土于南朝南京一带王陵级别的高等级墓中，需要思考墓主身份与砖画主题之间的关联。
在5展厅，吴滔老师带领学生移步到等比例放大的平江图旁。该图刻画了宋代平江城（今苏州城）四纵三横的总体格局，详细绘制了城内主要河渠、桥梁、城墙、衙署、街坊与寺院。原碑现藏于苏州文庙博物馆，系该馆“四大宋碑”之一。吴老师强调，唐代至今，苏州城内横平竖直的主街及大多数支巷、桥址未发生大的变化。平江图描摹了南宋时期苏州城市布局，为古代舆图所少见，对于传统中国城市史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在非遗馆门外，第一小组考察成员以“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为题进行汇报。该汇报以朝天宫沿革为肇端，总结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故宫南迁路线和前人研究，进而指出“南京分院”对战乱时期中国文物保护与抢救的现实意义。詹镇鹏老师、杨晓东老师指出报告中误用“研究范式”一词。“范式”（paradigm）是指学术史上的重大创新变革；而报告中使用过于夸大，应改为研究“取向”（approach），提醒同学们学术用语应准确谨慎。
午饭过后，师生来到了城墙博物馆。东南大学李铀老师首先指出南京城墙砖数量颇巨，与匠役制度、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关。靠近江水给南京砖窑的烧制及运输提供了便利，明代的国家管理体制与赋役系统也在城墙砖制作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馆内“‘砖’心之‘制’”展览从城砖的材质、烧制方法、生产责任制度以及城砖铭文等方面，以图示解说、古今对照、动态演示、实物展示等方式，向公众诠释南京城墙城砖的丰富内涵。
随后，吴滔老师以两块墙砖展品为例，解释明代城砖的烧制机制。其选料、生产与运输均由地方基层组织完成，可侧面反映明初基层组织架构。一砖刻有“江西袁州府宜春县”等字，由主簿高亨、司吏陈廷玉负责此砖的提调、运输事宜，此外还刻有烧砖人以及提供石料的人户的姓名，可见当时制砖实现“责任到人”；另一砖刻有基层总甲、甲首、小甲、女性窑匠以及造砖人的姓名，揭示了徭役的基层佥派体系和匠户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推理明初“均工夫”役的征派机制以及南京都城从选料到建筑的过程。吴老师特别指出，均工夫是专门针对都城营建的特殊役种，具有一定独立性，城砖上所刻总甲、甲首、小甲等并不能和明初普遍推行的里甲制划等号。与里甲正役和杂役按照人丁事产的佥派原则不同，均工夫役“专以田土为单位科派”，一般，采取在通计一县应役田数的基础上再确定出夫名数的办法，“每田一顷出夫一名”。就城砖而言，一般是临时佥发人夫就地烧造，再让富裕人户负责运输到京师。其佥役范围并非全国，而是集中于江西、两湖和南直隶的上江诸府。随着南京营建工程告一段落，宣德年间均工夫役逐渐消失。
吴滔老师在介绍异地造砖时，专门以繁昌县遗址为例，让同学们留意传世史料与实物证据之间的联系。譬如，安徽繁昌县新港镇窑址中出土了一块带铭文的残砖，刻有“太平府繁昌县”铭文，与现存南京城墙上的城砖材质、大小、铭文字体相同。而铭文中“太平府提调官照磨钱仁司吏施祥繁昌县提调官主簿刘权司吏何泽”也与南京城墙铭文勘合。文字史料与实物材料互为补充，可推知此窑址即为烧制南京城墙砖的官窑，为南京城墙异地造砖提供有力证据。此外，展馆中还展示了城砖铭文与县志、族谱等文献的对应性，吴老师特别强调，这是将国家制度落实到具体社区和具体人群的重要线索，也是历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随后，东南大学李铀老师在南京城沙盘处为我们讲解了明代南京城的整体格局，重点讲述南京城的演变过程，以及城内各区域与城门的历史。城砖博物馆丰富的展品，令师生们流连忘返。
下午约14时，师生一行前往大报恩寺考古遗址参观。杨晓东老师提醒学生参观大报恩寺前，需梳理南京及周边地区的佛教沿革。宋代及以前可从经录与高僧传两类文献入手；两宋至明清，可从《金陵梵刹志》入手。
在遗址博物馆内绕行一周后，杨晓东老师指出研究大报恩寺琉璃塔，总体可依循两条思路，一是从琉璃塔的基本形制出发，二是分析其延伸出的“中国宝塔”的“中国风”形象传播。师生们在馆藏的犍陀罗造像展厅内参观期间，杨老师依据图像学分析此批佛教造像的人物姿态、雕刻风格，辨识出“佛苦行”“初转法轮”“佛诞”等佛传情节，指出了希腊化风格对犍陀罗地区造像留下影响。
最后，第一小组同学在展厅外长廊，以“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尼霍夫版画反映的‘中国印象’”为题作汇报。汇报基于尼霍夫出使中国后制作的大报恩寺琉璃塔铜版画，先介绍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变迁历史，以及尼霍夫出使中国的行程。其次，报告基于1665年荷文《荷使初访中国记》的琉璃塔版画图像，比较其他欧洲人仿刻的版画。最后，就绘画技法和宝塔层数，对比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中国图说》《历史建筑图集》《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宝塔》中的不同形象的异同，试图从跨文化和艺术史视角，分析尼霍夫铜版画传播的西方“中国印象”。
各老师对该汇报的批评意见，集中在报告语言的学术规范及准确性有待提高。援引文献编著者无需加“学者”“老师”等称呼，直呼其名即可。詹老师另指出，该报告内容略显累赘，各章节之间的衔接过渡有待改善，并且引用前人观点需注意准确简练。
下午约16时，师生一行来到位于秦淮河畔的中国科举博物馆。该馆展厅位于地下，下行坡道两侧修筑有瓦片墙，层层瓦片有如鱼鳞，有“鱼跃龙门”之意。
李彦楠老师、吉辰老师在介绍时，向学生梳理了选官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李老师指出，“察举”有别于“科举”，前者是对考生的全面考察，孝廉、尤异、秀才及贤良方正是其主要考察门类。察举对象可以是有官身和无官身的人。李老师认为“九品中正”的重要议题，在于是否存在能与皇权对抗的贵族制社会，并援引宫崎市定的观点加以说明。他针对九品中正的制度发展，指出东晋时期出现门第二品的现象，官位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但九品中正设置之初有加强皇权的色彩。
吉辰老师依据展品，介绍清朝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收入来源，以及清中后期候补生员现象。吉辰老师指出，清朝官员的俸禄微薄，无法单纯依靠俸禄养活自己。地方官员主要的收入是养廉银，通常是官员薪水的十倍乃至百倍，而中央官员的额外收入则是冰敬和炭敬，即指外官从个人收入拿出一部分分享给京官，包括冰敬、炭敬，以购买冰和木炭的名义行贿，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行贿方式，不直接赠送银两，故又称“雅贿”。
吉辰老师指出，清中后期候补生员很常见。太平天国之后，军功和捐纳争夺官位，挤占了科举生员的空间，出现大批候补生员。生员分为三类：廪生、增生和附生，后两者都有候补之意。
傍晚，师生们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自由体验人文风情与自然风光。
秦淮河旧称“龙藏浦”，汉代称“淮水”、“小江”，唐代以后称“秦淮”。南宋《景定建康志》引唐许嵩《建康实录》作考证：“其淮本名龙藏浦，其上有二源，一发自华山经句容西南流，一发自东庐山经溧水西北流入江宁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分派屈曲不类人功，疑非秦皇所开。或曰方山西渎直属土山三十里，是秦开。又凿石硊山西而疏决此浦，因名秦淮，盖未详也。”记述了“秦淮”一名源自秦始皇开凿方山疏通淮水的传闻。
秦淮河水系以内秦淮河、外秦淮河为主，并包括东吴运渎、青溪、杨吴城壕等环城人工水道。流经夫子庙片区的河流属内秦淮河，内秦淮又称“十里秦淮”，由东水关入城，途经古桃叶渡、江南贡院、夫子庙、中华门等重要历史遗迹，最后从西水关出城与外秦淮河汇合。内秦淮河两岸自东吴以来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和居住区，六朝时乌衣巷、朱雀街、桃叶渡等地高门大族齐聚。隋唐以后秦淮两岸渐趋衰落，宋代逐渐复苏为江南文教中心，于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沿岸繁盛的商贸、教育、文学所形成的秦淮印象，是南京文化的一个缩影。
夕阳西沉，弦月渐起，师生在秦淮河的暮色中结束了今日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