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2日，“文明交流互鉴：东南亚历史及其理论建构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名学者出席本次会议，以东南亚历史及其理论建构为主题进行学术对话与探讨。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孙丽萍教授主持。孙教授首先向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她指出，东南亚不仅是历史与现实中的文明交流重要场域，更是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重大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周边外交具有重要意义。开幕式后，学者们共赴院系大厅陈寅恪雕像前合影留念。
本次会议分为主旨演讲和分会场论坛两部分。主旨演讲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王玖玖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牛军凯教授以《从神话故事解读中越关系：安南三神与元越战争》为题，介绍了越南的福神制度与神迹、神敕资料，以陈兴道、杨太后和范颜这三位神明为例，揭示了其产生与元越战争的紧密联系，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民间信仰与中国历史存在密切的互动联系。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任东波教授以《“文明范式”是一种好的世界历史（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吗？——反思英国学派视域下的“文明”与“文明标准”》为题，梳理了英国学派建构“文明”和“文明标准”这两个概念的过程，分析了二者的提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并指出“文明范式”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学者的价值取向。他认为，一个好的“文明范式”应饱含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旨在探寻人类文明未来的航向。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张云教授随后发表演讲，题为《从“峇峇娘惹”到“马腰甲必丹”马六甲海峡沿岸华洋秩序考》。他介绍了“峇峇娘惹”和“马腰甲必丹”这两个群体，指出它们并非孤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峇峇娘惹”社群是“马腰甲必丹”制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马腰甲必丹”制度又为“峇峇娘惹”文化社群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他进一步引申，华人与马六甲本土社会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一个持续的、双向的“创造性转化”。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陈博翼教授以“亚太海域：一个视角—《世界五千年》第三卷第5册的编写”为题，分享了他在编写丛书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视角与方法，强调在编写本册书时对历史书写的考量。他致力于广泛收集与甄别史料，以呈现亚太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并丰富区域历史内涵。
孙丽萍教授以《知识冷战与美式现代化理论在印尼的传播与在地化策略》为题，考察了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基金会和高校如何通过美印尼之间的知识网络，将现代化理论传播到印尼并推动其在地化。她指出，冷战时期，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全球知识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和赢得第三世界人心的知识工具。
本次研讨会设置两个分论坛。分论坛（一）聚焦“文明交流互鉴与东南亚历史”。云南大学卢兆瑜副教授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殖民史文明互动空间研究的三重进路》为题，系统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国际学界关于殖民史与文明互动空间的主要研究范式。他指出，自20世纪末以来，殖民史研究逐渐摆脱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单线叙事，开始关注帝国体系内部的多向联系、跨地域流动以及殖民地社会的主动性，由此形成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分析路径。第一种路径通过“海岸—航路”模式揭示早期殖民扩张中“亲密的陌生人”关系，殖民者与本地社会在海岸线以有限而密集的商业往来维持一定的空间联系；第二种路径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文化、建筑或地理层面的交融；第三种路径聚焦殖民者规划的城市中心等区域中殖民者与本地居民的共存互动。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郑莉副教授以《女性的声音——琼瑶法教欧仙姑乩文解析》为题，聚焦琼瑶法教这一源自福建莆田的教派，从晚清民国时期兴起至今，在海内外莆田人群体中的传播与演变，重点探讨女性群体在其中的角色突破与权利争取。欧仙姑支派的发展清晰展现了女性突破传统束缚、争取宗教参与平等的历程。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赵春光助理教授以《“二层假说”与东南亚史前人群结构》为题，介绍了东南亚史前人群构成及演变争议，重点解读“二层假说”的内涵、依据及近年研究新认知。“二层假说”源于体质人类学，认为东南亚史前人群存在发展不连续性。此前，学界认为农业人群完全替代本土人群，近年研究证实两者实际为融合共存，基因与颅骨形态分析均有佐证。东南亚还存在直立人、丹尼索瓦人等古人类遗迹，人群结构复杂。该假说核心是突出人群发展不连续性，需结合多学科研究综合解读。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后谢信业老师以《“使馆体系”的溃败——越南阮朝与法国关于常驻使节的外交博弈（1819-1830）》为题，发言内容围绕19世纪初越法两国围绕常驻使节设立展开的外交互动与博弈。谢老师指出，19世纪前东西方以临时使节模式为主，越南阮朝对西方持保守排外态度。法国为对抗英国在东南亚的势力，曾多次推动与阮朝建交通商。然而，阮朝始终推行“一口通商”政策，并采取禁教、强化防御等保守措施。尽管阮朝曾于1838年尝试遣使欧洲建交，但因内外部因素而搁置，最终导致越法常驻使节博弈失败，阮朝转向更严厉的闭关政策。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张晨老师以《大变局的前夜：南掌国王召蟒塔度腊和他的时代（1817-1836）》为题，重点介绍了南掌国王召蟒塔度腊的外交策略。召蒙塔度腊在昭阿努反暹事件中，展现出高度机会主义的复杂外交手腕，成功利用大国冲突的真空期巩固并短暂扩张了南掌的权威。尽管他被视为短时期的成功统治者，但张老师指出，其成就最终被法国殖民扩张的结构性力量所消解。因此，研究其时代需将其置于南掌在区域秩序中长期求存的结构背景下理解。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后肖伊梵老师以《启蒙运动与全球视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于东印度的思考》为题，讨论法国如何借由东印度反思商业、国家与文明。肖老师指出，18世纪东印度在法国的想象中是奢侈品来源和海上霸权的关键，但东印度公司的持续衰落和七年战争的失败，促使法国思想界开始重新审视其海外贸易模式，由此引发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
分论坛（二）则重点关注“文明交流互鉴与东南亚现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倍瑜副教授以《文化冷战框架下再探东南亚华人、离散与中国》为题，整合“文化冷战、离散华人和视觉史”视角，指出冷战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在国家宣传，更蕴含于艺术史与视觉材料之中。张老师展示了马来亚与新加坡电影海报、木刻等史料，揭示了冷战时期华人社会内部存在的文化取向冲突。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闫博以《作为冷战战场的新加坡都市规划》为题，将新加坡的组屋政策置于冷战语境下理解，认为城市规划是国家在政治竞争中“从空间入手”的治理方式。闫老师指出，早期组屋的选址多落在左派势力活跃的区域，是政府通过住房与产权给予普通民众“看得见的份额”，从而对抗激进政治的重要手段。1970年代后，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反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照，这种历史逆转象征着区域动力的变化，也意味着东南亚与东亚的“冷战终结点”呈现出时间的地理差异。
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徐桑奕以《“澳大拉西亚”与近现代澳新的亚太秩序想象》为题，从现已淡出的概念“澳大拉西亚”切入，重回18—19世纪太平洋的区域认知结构。“澳大拉西亚”最初是欧洲中心论地理知识的产物，构成了后续殖民治理与学术研究的框架。澳新在殖民初期深受东印度公司影响，并长期自认对太平洋诸岛拥有一种“天然权利”。徐老师强调，尽管该概念已不再使用，其背后隐含的权力感与殖民经验，仍深刻影响着今天澳新在亚太格局中的战略心理。
厦门大学助理研究员孙启龙以《印度融入国际社会研究——从殖民化到“东向政策”》为主题，梳理了印度从殖民地到大国崛起的复杂路径。他指出了印度融入国际社会的多阶段结构，强调印度在冷战时期既拒绝西方体系又积极参与第三世界合作的“持续性、渐进性但夹杂矛盾”的融入方式。印度的外交并非简单的“结盟、不结盟”，而是建立在自身大国目标上的长期战略，其未来影响力值得持续关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后胡平真老师聚焦越战难民，以《流散的家园：越战难民与东南亚身份在美国的再生产》为题进行讨论。他指出，1975年“新生活行动”是美国构建“仁慈霸权”叙事的舞台，而分散安置政策导致了难民的二次迁徙。族裔飞地，如小西贡成为“空间抵抗”的载体。难民群体通过经济自我建构和记忆政治的制度化，持续实践身份重塑，其存在揭示了“冷战”在移民社会中的深远延续。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后肖伊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后胡平真分别汇报了各自分论坛的研讨成果。
研讨会闭幕式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孙丽萍教授主持并做总结发言。本次会议由来自世界史、考古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组成，跨学科研究从各自的研究问题、范式、方法等多个角度综合回答了“文明互鉴”这个核心命题，丰富了东南亚研究的文献与材料。东南亚历史的研究既有历史价值，又充满现实关怀，“从中国出发”是进一步推动东南亚研究与理论构建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