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侯树栋在海琴6号A324做了题为《封土-封臣制再认识》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凌滟助理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侯教授指出，封土与封臣内涵与外延都不同，但在实践中两者关系密切，因此可把它们一并进行讨论。
第一部分，侯教授回顾了封土-封臣制研究的学术史，指出19世纪史学家就对中古西欧封土-封臣制进行了系统研究。19至20世纪中叶，法律和政治制度史是学术主流，封土-封臣制也被视为一套法律和政治制度。在20世纪，遵循这种方法的代表性学者是德国的米泰斯（M.Miteis）和比利时的冈绍夫（F.L. Ganshof）。他们共同奠定了直至今天教科书中有关封土-封臣的基本概念和内容，视封土-封臣制为国王与贵族之间和贵族内部的基本关系纽带，是中古早期和盛期西欧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1994年是封土-封臣制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英国学者雷诺兹（S.Renolds）发表《封土与封臣：中世纪证据的再解释》，全面质疑经典学说，由此开启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和对封土-封臣制的再研究。
第二部分，侯教授依据有关封土-封臣制最新研究指出，封土-封臣制并非建构中古西欧社会秩序的基石，并点明我们现在需要从过去单一的法律-政治制度史模式中走出来。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模式仍然制约着人们对中古西欧社会的认识。法律制度或规范固然重要，但不能让它限制人们对历史实际的认识。
中古西欧社会是多样且富于变化的。从社会体制或秩序着眼，古代社会可谓城市社会，中古是乡村社会，各种因素促成这一转变，同时各国、各族群也在适应这一转变，并最终汇入大地产制与小生产相结合的乡村社会进程。在中古早期和中期，尚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定于一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或规范，多样性和变化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封土-封臣制并非这一时期单一或主要制度，国王与贵族之间和贵族各层级之间的关系远非封土-封臣关系所能概括。
当下的研究认为，封土-封臣制不是从8-9世纪的加洛林时代开始的，而是从11世纪后期形成的，并逐渐发展为社会上层集团内部重要的关系纽带。即使如此，它也不是唯一的关系纽带。例加，11-12世纪的弗兰德地区已经形成封土-封臣制，但弗兰德伯爵的统治远非仅仅依靠封君-封臣关系，他的统治同样取决于这一事实：伯爵是统治者，其他人是他的臣民。有学者根据德国的情况强调，封君与封臣确实是连接贵族集团与国王的重要纽带，但它并不是最紧密、最重要的关系纽带，血缘、姻亲、盟友等关系更具影响力。实际生活中，这些关系是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的。一名高级贵族既可以是国王的亲属、朋友，同时也可能是封臣。封土-封臣制把对问题的认识狭窄化了。
第三部分，侯教授认为应当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封土-封臣制。过去国外论者大多强调封土-封臣制的法律-政治意蕴，重视它的军事意义，却不同程度上忽略它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我国有些学者强调，封土-封臣制实为中古西欧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实为一种财产关系，这种看法突出了封土-封臣制的经济和社会意蕴。土地租佃现象在西欧中古时期普遍存在，不仅存在于贵族与农民之间，也存在于国王与贵族和贵族内部。土地租佃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功能极具多样化，封土-封臣制便是其中之一。所以应将封土-封臣制置于多样化的财产转让及社会功能之内看待。
凸显封土-封臣制的经济和社会意蕴，不意味着视经济和社会为它的唯一逻辑。在中古时期，经济还很不纯粹，土地固然是物质资源，但政治、法律和军事的等也附着其上。所以封土-封臣制的法律、政治、军事意义也是重要的。
第四部分，侯老师将话题扩大到中古西欧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冈绍夫把封土-封臣制定义为法律制度，但他也关注这套制度对国家、王权发展的意义。米泰斯则直接把封土-封臣制释为国家政治制度，用封土-封臣制的差异解释西欧主要国家政治道路的差异。多数学者认为，封土-封臣制的政治意义是重要的，它既是能够加强王权的因素，也是导致割据或分裂的因素。这就意味着它的政治意义必须结合其他因素来看，不宜过于强调封土-封臣制对于国家统一或分裂或者王权强与弱的重要性，它只是影响政治进程的因素之一。囿于封土-封臣制模式，似乎国王只能以“封君”身份“合法”地获取和集中资源，贵族听命国王似乎也只是按约履行“封臣”义务，这样的认识会大大窄化看问题的视角。
侯教授认为，雷诺兹讨论封土-封臣制时强调的方法论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我们不能把后来形成的概念、框架简单地套到早期史料中去，应当在具体语境中解释史料，这样才能真正呈现多样、复杂的历史实际。
讲座结束后，凌滟老师总结了侯树栋教授讲座的内容，我系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侯老师对此进行详细答。
最后，凌滟老师代表我系向侯树栋教授赠送本次讲座的纪念海报并合影，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