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3年7月3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2023年度“中国古代遗址考察”本科实践课程开始。2021级同学在吴滔、于薇、李骛哲、杨晓东、李彦楠、赵春光等任课老师以及学系张东蕙书记带领下，赴南京开展教学。
同学们当日凌晨披星戴月出发，经历8个多小时的车程，从珠江流域来到了长江流域。下午，师生一行到达本次南京实践教学的第一站—明代大报恩寺遗址。大报恩寺早期历史可以追溯至吴赤乌年间。明代大报恩寺为永乐年间由成祖朱棣命工部所建。寺中的九层琉璃宝塔在明清时期作为南京城最高的地面建筑，举世闻名。清咸丰四年大报恩寺和琉璃宝塔遭焚毁，2007-2010年，考古部门对建筑遗存、塔基及地宫进行了系统发掘。2015年，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开放。
在入口处，于薇老师向大家提问，最早记载与此处地点相关寺院的释部文献有哪几种？并要求同学们从本次行程的第一处史迹开始，就要特别留意史迹在文献记载中最初出现的时间。杨晓东老师告诉大家，相关文献为慧皎《高僧传》和僧祐《出三藏记集》。杨老师提醒同学们要注意将本次考察在多个寺院中的所见串联起来，通盘思考南朝以来长江流域的佛教发展脉络。
遗址公园最显著的建筑便是颇具现代艺术感的复建玻璃质大报恩寺塔，在步入遗址区的途中一路可见。于薇老师告诉同学们美国中式快餐包装盒上的“中国塔”图象与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之间有极为紧密的关系。于老师讲到，明代已经是大航海时代，世界各地区交往紧密，大报恩寺高大璀璨的琉璃塔作为南京的地标，吸引着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的目光，当时在西方世界已经十分著名。杨晓东老师为同学们梳理了洛可可时代以来艺术史脉络，指出中国塔在西方成为重要的东方意象，体现了欧洲社会对东方文化的幻想，并且推荐大家阅读萨义德的Orientalism进一步了解。于老师补充道东方主义盛行时代东方意象的载体不止有“塔”，还有“亭”这类与东方园林有关的景物，以及一些符号化的人物形象，提醒同学们思考，欧洲幻想东方、探索东方的传统与西方汉学研究内容和主题之间的关系。李骛哲老师讲到西方汉学的重镇在法国，最先注意到中国园林艺术的则是英国人。
杨晓东老师还为同学们梳理了“塔”在中国佛寺中发展的脉络，介绍大报恩寺历史与阿育王塔的关系。杨老师从“刹”的梵语翻译切入，介绍中国佛教在早期阶段，相比寺庙更崇敬佛塔的现象。杨老师提醒大家，“刹”只是一个例子，在本次参观的行程中，要始终注意释部文献的翻译问题。在经过宣德、永乐御碑遗址时，吴滔老师指出两座御碑的竖立与明朝特殊的两京制度以及其中的权力更替相关，提醒同学们注意这两个时间节点，并且在史迹考察过程中要时刻保持对年代的敏感。
进入明代建筑基址展示区内以后，赵春光老师在天王殿遗址前，指导同学们观察遗迹现象之间的地层关系，解释夯土的制作过程。于薇老师则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柱础尺寸来推断柱径，判断建筑规模。
在文物陈列区内的大报恩寺塔琉璃拱门前，开始了本次实践教学第一次作业汇报，题目为“琉璃”。同学们的汇报从琉璃的分类、琉璃在不同时代的概念、琉璃与玻璃的区别、琉璃的起源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虽然行前已经做了2个月的准备，但报告还是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对“琉璃”的概念辨析不够清晰。报告后，于老师指出，同学们报告中概念先行的情况，是初学者的常见问题。想克服这种缺陷，就要重视从材料本身出发进行课题研究，分“琉璃”的文献表述和被认为是“琉璃”的器物两条线索先扎扎实实排好现象，然后在对现象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同时，要仔细阅读既有研究，清理学术史中对“琉璃”的讨论内容，辨别既有研究中所指对象之间的差异。只有进行细致的材料分析，才能避免对历史概念的简单定性，以及单线的非此即彼式的叙述。李彦楠老师提醒同学们思考本问题中涉及的中西交流问题，并推荐大家阅读薛爱华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来帮助理解这类问题可能的研究方向。
离开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后，师生一行来到了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金陵制造局为李鸿章1865年由江苏巡抚升任代理两江总督时创建。吴滔老师首先以两江总督名称中“两江”的地域范围为题，考察同学们对清代政区的掌握情况，并为同学们讲解了江苏巡抚、江宁布政使和江苏布政使的驻地问题。其后，吴老师与同行的几位老师探讨了金陵制造局创办主要的经费来源问题，同时提醒同学们注意李鸿章开办洋务时所任用的人员，如盛宣怀、徐润等人。李骛哲老师则为同学讲解了与金陵制造局相关的安庆内军械所的情况。李老师讲到，在南京作为太平天国天京期间，安庆成为了军械制造重要地区。
结束金陵机器制造局的考察后，全班在老师带领下参观了江南贡院。江南贡院位于南京明城墙内的秦淮河畔。贡院始建于南宋年间，经历代修缮扩建，明清时规模宏大，现在的展览区只是当时江南贡院范围内十分微小的一隅之地。吴滔老师带领同学们穿行其间，为同学们讲解其中的牌匾和碑文，同学们逐渐了解到江南贡院的发展过程，也学习到了明清科举制度的重要知识。
贡院行程结束后，本次课程行前组合的五个小组，在各自的指导老师带领下分组考察了夫子庙、乌衣巷、桃叶渡等地。在返回酒店的大巴上，于薇老师提醒同学们要注意观察沿途的景观，提醒同学们南京城不仅有行车的城门，也有供船只出入的水门，并讲解了内外秦淮河与南京城内水路相互沟通的空间形态，要求同学们在此次实践教学中要始终注意观察交通网络与交通节点。暮色降临，华灯满路，当日的考察圆满结束。
第一天的行程虽然有些奔波，但收获新知的兴奋令同学们充满欣喜。
（二）
7月4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实践教学第二天的行程继续展开。
清晨，21级同学在吴滔、于薇、李骛哲、杨晓东、李彦楠、赵春光等老师和张东蕙书记的带领下，前往当日活动的第一站清凉山。据传说，清凉山上的战国金陵邑，即南京古称金陵的由来。在朝露未消的山道上，于薇老师从清凉山盛景在文献中如何被记录和书写开始话题，谈到集部文献对中古时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同学们意识到今日的第一次作业汇报即将开始了，题目自然就是《昭明文选》。于是，大家或站或坐，簇聚一处，在这处翠竹环绕、浓阴蔽日的江左名苑内，共同学习第五组同学的这一报告。
报告分为《文选》的版本及形成、文献分类体系的流变、文史互证三部分，其中对版本、目录的仔细梳理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报告结束后，于薇老师提醒同学们，中古时期是文献目录系统由六部分类法向四部分类法转变的关键时期，要注意理解其中知识分类方面变化的具体内容。李彦楠老师则指出，报告文史互证部分，除陈寅恪先生、缪钺先生的研究外，还应当增加对周一良先生相关研究的介绍。清凉山上植被繁茂，大家都无可避免“享受”了蚊虫叮咬，但听讲的注意力并未因此有一点分散。
随后，师生来到南京市博物馆所在地朝天宫。朝天宫本身也是重要的历史建筑，位于秦淮区水西门内，是一处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明清官式建筑群。据载，朝天宫之名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御赐，是明代皇家道场，为节庆前文武百官演习朝拜天子礼仪的场所，也是明代国家道教管理的衙署所在。
师生参观了馆内的南京历史基本陈列，以及《洪武时代——明代南京历史文化遗产》特展。基本陈列通过文物展示勾勒了南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洪武时代》则通过“平定四方”、“开国气象”、“洪武遗产”三个单元全面展示了明代的建国历程。各类文物精美丰富，同学们在老师的讲授下学习文物知识，也感受着南京作为明代都城的不凡地位和诸种遗产。
离开朝天宫后，师生一行到达南京云锦博物馆。南京作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之一，中古以来文献中即多见与丝织业有关的记载。东晋末年，后秦灭国后百官迁到南京，建立了斗场锦署。至南朝时，文献中首见“云锦”。
在博物馆内，工作人员为同学们讲解了云锦的织造技艺。吴滔老师提醒同学们在了解云锦工艺的同时，更要注意思考其作为明清官营手工业重要产品的相关制度。南京是江南织造所在地，云锦作为皇家御用品，由内务府专司，一般身份的人群无法接触到云锦。对于这类物品，不能以对普通的市场流通产品的思路来理解和研究。
吴滔老师还为大家推荐了《衣被天下》《南京云锦及丝织业档案调查与概况》《明代宫廷织绣史》等参考书目，并建议对云锦的社会经济史问题有兴趣的同学，开学返校后可以去系资料室查阅内务府档案。杨晓东老师则从艺术史的角度，以云锦上的图案为例，讲授了图像志研究的一般方法，指出母题及其发展脉络在图像研究中的基础地位。
午后，在短暂休整后，同学们来到了龙江船厂遗址。刘志伟老师也在此处与大家会合。龙江船厂是明代官船的主要制造场所，也有宝船和少量漕船在此修造。南京市博物馆曾对宝船厂遗址六作塘进行发掘，部分遗物在陈列馆展出。
在造船船坞旧址前，刘志伟、吴滔、于薇老师以龙江船厂为例，就明朝的官营手工业制度的话题展开讨论，引导同学们了解相关制度。明朝的官营手工业由工部管理，工部郎中是主要负责人，而工匠则是明朝黄册制度所规定的匠户。洪武年间，南京聚集了众多工匠，船只建造繁忙。明朝没有后世类型的“财政部”，造船物料由工部自发筹备。龙江船厂旁还设有龙江抽分场，对顺流而下汇聚于此木料等货品抽税。龙江船厂制造出的官船行驶在通往北京的运河上，用于运送官员和物料，漕船则用于运送粮食。这些场景共同构成明朝经济制度运行的独特风貌。在三位老师生动精彩的演示讲授下，同学们对于明朝的经济制度和赋役制度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龙江船厂参观结束后，队伍来到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静海寺。明成祖朱棣为褒奖郑和下西洋的功德敕造静海寺，鸦片战争后期，中英双方就《南京条约》的条款在此地展开过谈判。李骛哲老师围绕《南京条约》的签订位置与场景，实地介绍了《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约过程，详细展示了签约时双方的军事态势。当时英国舰队的停靠点离仪凤门仅约1000码，距离静海寺仅700码，整个议约过程显然是在英方的军事威胁下进行的。李老师还分析了馆内展示的图像资料，指出过往有关《<南京条约>签订图》的研究，存在不少错误，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对签约的具体流程不了解，造成许多误读。通过李老师的介绍，同学们对签订《南京条约》的历史过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静海寺的行程结束后，师生步行前往阅江楼。阅江楼矗立于长江岸边的高丘之上，登阅江楼可鸟瞰南京城与长江之间的地理形势。在阅江楼上，望着大江回折，迎着满楼江风，第五小组的同学作了题为“守江莫如守淮”的作业报告。
报告分为话题起源、发展脉络、学术史、军事地理四个部分。他们从“守江莫如守淮”六字的文献出处入手，梳理这一认识在唐代初现，在南宋定型，在清初重新被强调的变化过程，分析这一变化脉络背后的军事地理格局变化。报告结论提出淮河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两个更容易形成政治中心的地区的中间地带，因而极可能成为战争前线。同时，“守淮”对“守江”之重要性在于它可以阻碍北方敌人威胁长江中上游，并且提供江淮之间的地区以为军事缓冲。
报告结束后，于薇老师提醒同学们理解流域间政治、军事态势，要注意把河段划分得更细，如淮河，就要分上下游河段，来分别讨论其与汉水和长江的关系。吴滔老师则指出，在分析区域时，不能把“边界”理解得过于固化。
走下阅江楼时，太阳已渐渐西沉。在楼前的平台上，在微黯的暮色中，第四组同学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鸦片战争》的相关问题”为题进行了作业报告。
该组同学对鸦片战争史研究进行了综述，将鸦片战争的研究分为1840年前后、清末明初、20世纪30年代、20世纪40年代、1949年后、20世纪80年代、21世纪等七个主要阶段，分别介绍了每一阶段研究的主要特点，研究内容变化和与当时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李骛哲老师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他指出，鸦片战争受到国人重视，是20世纪初叶的事情。要关注鸦片战争升格的历史，就需要关注到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这两部内容接近的著作分别出版于辛亥前后和20年代后期。仅从书名便可见作者立场的转变。这也反映出“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叙事的影响。伴随着亡国危机的一步步加重，后来作为官方学说的中国近代史，早在抗战期间便初具雏形。而在1949年7月间开始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无论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还是《义和团》等等，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延续。学习中国近代史不但要知道范文澜和胡绳，也要注意郭廷以和罗家伦。
第二日的考察集中于长江沿岸，同学们穿梭于千年斯文风雅的清凉山，明代地位崇隆的朝天宫，造作繁忙的龙江厂，明清富丽繁华的云锦署，鉴证历史的静海寺，眺江揽胜的阅江楼，感受着朝代和人物的鲜明生动，也理解着制度与事务的复杂繁密。看到了历史，也触到了地理。
返程时又已是星辉满路，本日的考察圆满结束。
（三）
2023年7月5日，历史学系（珠海）2021级本科班实践教学第三天的行程继续。同学们在吴滔、于薇、李骛哲、杨晓东、李彦楠、赵春光等老师的带领下，从紫荆山麓到玄武湖畔，对南京城北的几处重要史迹进行考察。
因为几处史迹的规模都比较大，为争取充足的时间，清晨7点师生一行即登车出发，直奔当日考察的第一站——中山陵。在陵门前，老师们不约而同谈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问题。吴滔老师讲道，南京城以“中山”命名的地名，如中山码头、中山路、中山门等，都与奉安大典时仪仗经行的路线相关。
李骛哲老师则为同学们讲解了有关中山陵建筑由投标到营造相关档案的收藏情况。师生经过谭延闿手书的孙中山先生墓碑，进入祭殿，参谒了中山先生坐像，随后返回入口牌坊。途中，杨晓东老师提醒同学们回忆祭殿内部的马赛克装饰、孙中山坐像以及陵园布局，由此切入为同学们讲授了影响南京近代城市风貌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本土新古典主义、代表设计师与代表建筑遗存。而由吕彦直设计，梁思成称作“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的中山陵，正是这种东西合璧的本土新古典主义典型。
离开中山陵后，师生到达明孝陵。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寝。经过大金门、四方城后，孝陵有长而斑驳的神道通向陵园。同学们跟随吴老师行走在神道上，树影摇曳，像生次列，吴老师不时回忆起少年时代课后于此处游憩的情形。在陵园正门文武方门，杨晓东老师和李骛哲老师注意到了一块立于门侧的“特别告示”碑。在老师的提示下，同学们发现这块碑文上有日、德、意、英、法、俄六种文字。杨老师翻译了其中英文、日文的内容，李老师翻译了德文的内容。老师们讲解说此碑文各语言内容一致，都是告诫各国侨民，孝陵重地不得损坏。
随后，师生们进入御碑亭，亭内有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字。每次南巡，康熙皇帝均有谒陵之举，在御碑亭的碑阴部分，详细书写着两江总督、江宁织造、江苏巡抚等各级官员随侍的重要信息，从中可以了解清代南京各级衙门的大致情形。再往里走，进入享殿，于薇老师借助展板，向同学们讲解了王陵存在先秦“不封不树”、秦汉“封土为陵”、唐代“因山为陵”、明代“宝城宝顶”等几类不同形制。李骛哲老师则从朱元璋传世画像多面目诡谲这一现象入手，引申出历史人物形象的图像构建问题，提醒同学们在重视文字史料的同时，也要重视图像类史料。
在宝城甬道内，吴老师提醒大家注意侧壁上的一则篆书题壁。老师们带领同学释读，了解到这是章太炎与李根原、徐兰墅在民国十五年拜谒孝陵时所刻。穿过宝城，行至宝顶，登上明楼后，师生又前往了附葬于孝陵之侧的东陵。东陵是朱元璋长子朱标之墓，地面建筑已经不存，仅一些台基、柱础尚在。
午时不及吃饭，同学们便来到了钟山内的灵谷寺。在《金陵梵刹志》中，灵谷寺是与大报恩寺、天界寺并列的南京大刹。在无梁殿前的树荫间，同学们席地而坐，吃起随身携带的简餐。山风消散暑气，虽然食物的甜香引来蚁蝶，却也成为同学们此行的特别记忆。
2023年7月5日，历史学系（珠海）2021级本科随后，杨晓东老师开始了当天的现场授课。授课以一幅18世纪的“噶举金蔓”（藏：dKar brgyud gser 'phreng）唐卡与著名的“楚布画卷”（mTshur phu scroll）为引，介绍了五世噶玛巴到访南京、于灵谷寺超荐洪武、为永乐举行灌顶等史实。杨老师指出，文献的生成与版本是关于灵谷寺的重要话题。正是在此地雕印出了藏文《大藏经》史上第一部刻本大藏——永乐版“甘珠尔”（藏：bka' 'gyur）。刻本的出现，使得大藏的框架趋于稳定，流传也更加广泛。可以说，灵谷寺对于藏文大藏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接着，一队同学在杨老师的引导下参观了灵谷塔。灵谷塔为八面九层宝塔，杨老师告诉同学们，此塔的形制属楼阁制佛塔。楼阁制佛塔是中国古塔中的历史最悠久、体形最高大、保存数量最多的佛塔建筑样式。相比之下，南亚一带的佛塔建筑则以覆钵制为主。覆钵制佛塔在藏传佛教和喜马拉雅山一带的佛塔中也较为流行，各地佛塔在形状上存在差异。
另一队同学在李骛哲和李彦楠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灵谷寺东北角的谭延闿墓和邓演达墓。在灵谷寺的发展历程中，明代初年是一个重要时期，民国年间同样也是一个重要时期。灵谷寺中最重要的史迹之一，便是北伐烈士纪念冢。民国年间不少政界名人的墓冢也葬于此处。在谭延闿墓前，李彦楠老师提醒同学们注意墓前华表的来历与晚清民国文物流散。李老师讲道，这批石构原属北平肃顺墓，民国初年被古董商盗卖，过程中被时任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的张继缉获，最终出现在谭延闿墓前。
结束灵谷寺的行程之后，大家离开钟山，来到了玄武湖，参观黄册博物馆。刘志伟老师也到此处与同学们会合。黄册博物馆位于玄武湖的湖心岛梁洲之上，属于明代储存户口版籍黄册的后湖黄册库遗址的一部分。黄册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史料之一。黄册库在明代是戒备森严的禁地，如今虽已莫存片瓦，但能够踏足亦是幸事。
刘志伟老师重点以展陈中的成化十一年鱼鳞图册、万历二十年黄册底为线索，为同学们讲授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中“户”的概念。他首先指出，明代国家制度的设计最初也是以“户”为基础的；接着结合册书检核无法顺畅运行的实际情况，解释了明代赋役中“户”由一个实际的家庭单位转变为纳税单位的过程，并阐明了黄册底与各级政府上报的黄册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不能将展陈中的以户为单位编写出来的“黄册底”视为正式上报的黄册。刘老师还提醒同学们，鱼鳞图册从来都不是佥派赋役的依据，《明史·食货志》中将“黄册”和“鱼鳞图册”概括为经纬关系有一定的迷惑性。
结束了忙碌的一天，点开7月5日的微信步数排行榜，历史学系（珠海）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步数均达到4万左右，人均步行距离近30公里。我们已经连续三天集体占领了微信运动的榜首位置。
在地理形胜、历史现场和博物馆之间的讨论学习虽然疲劳，但同学们一路上的互相支持、共同探讨，师生间的愉快交流、紧密互动，都让这个过程无比珍贵，并珍藏在每位同学的成长画册之中。
（四）
2023年7月6日，历史学系（珠海）2021级本科生在吴滔、刘志伟、于薇、李骛哲、杨晓东、李彦楠、赵春光等七位老师和张东蕙书记的带领下，继续在南京实践教学。当日的行程一共安排有四处地点。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包含两处重要博物馆，知识内容密集，涉及问题年代跨度大。
师生一行首先来到南京城墙博物馆。城墙博物馆最重要、最独特的展品，是明城墙的城砖，几乎每一块城砖都记录了与之相关的烧制和运输、上纳等信息。以此为主题的基本陈列“旷世城垣——南京城墙历史文化陈列”，大量展出了带有款铭的明代南京城砖。洪武初年，朱元璋敕令修造南京城，为了得到营造国都必要的劳力，对直隶、江西、湖广等府州的民众课以均工夫役，其中最为繁重的劳役之一即为烧造城砖上供。这些城砖款铭中的地名，遍及明代江西、湖广等地的各个州县乡里，其中涉及的役法、物料等问题，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核心史料。
刘志伟老师和吴滔老师在城砖前深入讨论，虽然艰深的专业内容同学们不能够完全听懂，但也深切感受到了这些城砖的史料价值。在“洪武七年均工夫造城砖”前，吴滔老师为同学详细讲授了“均工夫役”的缘起，指出这项以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的劳役，是里甲制尚未全面落实前的一项特殊役法；之后随着里甲黄册制度的广泛推行及都城营造的告一段落而告别历史舞台，明代租税体系实现了以里甲制度为核心的全面统一。刘志伟老师则对城砖中“总甲、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夫”的结构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并结合天界寺僧户承役的线索详解了配户当差制度。在博物馆的展陈中，还以“造砖人的故事”为主题，追踪了族谱、方志等文献，从中可获知城砖中所涉提调官、窑匠等人群的珍贵线索，让师生们深刻体会到制度运作背后“人”的重要性。明初役法是难度颇大的学术问题，身临其境，面对实物，使同学们形成了初步的直观感受。
馆内还设有“文谟武烈——永乐的世界遗产”临时展，展品由全国各世界文化遗产单位内永乐朝相关的文物精品组成。除了展示贯通大运河、营造北京、修造长城等永乐功业之外，还将武当山的营建及永乐与噶玛巴的交往作为策展的重点。其中，武当山博物馆藏万历玄天上帝像，引起了刘志伟老师的关注。刘老师指出，此像代表了当时流行全国的玄天上帝造像通式。在对珠江三角洲明代以来区域发展的研究中，对玄天上帝（即北帝）信仰及相关仪式的考察，是分析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佛山、顺德等地看到的北帝神像，确实与此尊造像有比较直观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明代国家体制的实在影响力。
除玄天铜像外，展览中也不乏其他宗教文物。如触地印释迦牟尼像、持铃杵金刚萨埵像、说法印文殊师利像、游戏坐绿度母像，均铸铜鎏金，月轮垫上横向錾刻“大明永乐年施”款，为永乐时期“汉藏风格”（Sino-Tibetan style）造像的典型器。又有永乐时期夹经板一对，髹朱漆，饰戗金八吉祥纹，正是前日杨晓东老师在灵谷寺讲授的永乐版“甘珠尔”夹经板。通过这件展品，老师为部分同学扼要梳理了永乐一朝的藏经刻印，侧重先前未及介绍的《永乐南藏》。如同永乐版“甘珠尔”，《永乐南藏》亦在南京雕板。工程始自永乐十年(公元1412)，终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其目录先“藏”后“乘”，内容在《洪武南藏》的基础上略有调整，如删去《药师功德经》《百法论疏》《嘉泰普灯录》等，增收《密咒圆因往生集》《护法论》《圆觉经略疏注》《般若心经集注》等。现存经典多作梵夹装，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但有少数—如本校图书馆藏《永乐南藏》本《续高僧传》——被改作方册流行。
李彦楠老师则驻足于永乐大典残本展柜前仔细观察，并为同学们讲解永乐大典版本特点、流散、收藏等问题。“永乐的世界遗产”与此前在南京市博物馆参观的“洪武时代”展相衔接，同学们再次直观感受到了明初的时代风貌，以及这两位著名君主的鲜明性格。
观展完毕后，师生步行至毗邻的中华门翁城。
在城门上，第一组同学以“五城兵马司”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搜集了五城兵马司的相关史料，以及新宫学、罗晓翔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首先从韦伯对中西城市差异性的概括出发，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行政属性和商业属性进行了探索，突出了明代都城管理相较一般行政治所和商业市镇的独特性；接着展示了南京城市管理中多部门介入的多元化机制；最后还简单追踪了明清易代后“两京”的不同命运。
中华门位于明代南京城墙正南，始建于杨吴时期，现存主体为洪武初扩建。中华门前后有内外秦淮河流过，南连长干桥，桥头便是同学们到达南京的第一站大报恩寺，北连镇淮桥，桥东便是夫子庙街区。中华门内的老门东，曾为长干里，曾存乌衣巷，自古便是江南繁华之地。
（五）
2023年7月7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2021级本科生在南京的实践教学活动进入第五日。上午，各组奔赴不同地点展开自主研学，针对行前由同学们根据学术兴趣提交的调研主题收集资料。
第一组同学们在吴滔老师带领下，清晨便来到南京图书馆，守在那里等待大门开启。在行前准备阶段，一组同学将自主研学的主题设定为“南京图书馆古籍资源的调取与使用”，以馆藏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为目标进行实际操作，并学习相关的版本目录知识。
入馆后，同学们首先集体参观了南京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基本情况，随后进入收藏古籍的国学馆。吴老师为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查找古籍的流程。在一排排卡片箱前，吴老师对同学们讲到，在电脑没有普及的年代，翻找卡片是在图书馆查书的常用方法。整柜翻阅卡片箱内标注书籍信息的卡片，可以初步建立起对一个学科、一个研究方向的了解，是最好的学术史学习途径。目前电脑数据库关键词检索的查书方式，虽然效率高，但是目的性太强，索书过程中书籍的关联信息不再自然呈现，容易限制读书的眼界。
吴老师鼓励同学们用翻卡片的方式寻找书籍，体验在查书时同步获取学术史知识的感觉。同学查书过程中的各种疑问，吴老师都一一耐心解答，大家最后都顺利找到了所需书籍，也了解到了八千卷楼的藏书情况，为今后古籍提要、版本等信息的撰写做好了准备。
第二组自主研学的选题为“南京博物院历史馆考古类藏品调查”。清晨，同学们由赵春光老师带队，来到南京博物院。同学们首先在各个展厅内寻找有兴趣的展品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展品，并实时查找资料。
两个小时后，同学们重新集合讨论，将研学选题细化为“浅析带钩在中国服饰变革中的角色”、“汉代徐州小龟山铜铺首的源流与功能”、“从青瓷鸟兽人物堆塑看魂瓶的物质文化意义”、“南朝羽人戏龙与羽人戏虎画像砖中的羽人形象”、“从人首鱼身俑看南唐墓葬”等。随后各主题的小组又分赴相应展厅，补充观察文物细节，讨论下一步的研究提纲。同学们的选题涉及战国到南唐的多个重要时段，也考虑到江苏多元的考古学文化特性，与各组一样，他们最终的自主研习专题报告将在开学后的课程总结会上进行汇报。
第三组同学跟随李骛哲老师，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次自主研学酝酿已久。早在半个月前，同学们即在查档预约放号的第一时间完成了线上预约。李骛哲老师还专门邀请了上海社科院胡译之老师来一同指导学生。与第一组同学提早等待南图开门、不愿浪费一分钟的心情相同，清晨，三组同学也早早来到了二档历史建筑群的门外。二档馆址原为建成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51年2月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整理处改隶国家档案局，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保管中华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及直属机构档案。
在廊前，胡译之老师先为同学们介绍了二档所收档案的史料价值、保存现状和北洋政府公文的查阅技巧。入馆后，同学们跟随工作人员学习办理查档登记手续，围绕前期拟定的选题“肃政厅核办河南省西华县何保国等控告该县知事刘泽清贪赃枉法纵匪殃民案”和“福建省长乐县县民柯承烈状告该县知事王恕枉杀柯父案”分工调档，阅读材料，选摘记录。此外，李骛哲老师还利用查档间隙向同学们介绍了微缩胶片机的用法。此类设备的使用方法较繁琐，但仍为档案电子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查阅手段。
通过同学们的工作，预先希望查阅的档案都顺利调取。这是同学们第一次真正接触档案，虽然只有短短一上午，虽然只是浅尝辄止，但看到档案那一刻心中的欣喜，是同学们此行最难忘的记忆。
第四组原定研学地点为金陵刻经处，因其开放临时受限，故分作两组，各自前往南唐二陵和拉贝纪念馆。南唐二陵位于江宁祖堂山南麓，均坐北朝南，东为烈祖李昪的钦陵，西为元宗李憬的顺陵，由南京博物院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组织发掘。二陵形制、规模相当，玄宫均有前、中、后三主室及若干侧室，惟钦陵玄宫遍饰彩绘，现可辨识出仰覆莲、柿蒂纹、宝相花、海石榴及缠枝牡丹等纹饰。
在杨晓东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对钦陵封土进行了实测，并尝试绘制了玄宫平面图及壁画、构件的线描图。另外老师提醒大家除却南唐二陵，也应留心前蜀永陵、南汉二陵、后周皇陵等其他五代十国时期的陵寝遗迹，比较异同。
与此同时，另一小组则来到广州路小粉桥1号，参观拉贝故居。故居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1932至1938年间的私人住宅，南京沦陷后，成为南京安全区25个难民收容所之一。在这里，拉贝先生亲眼目睹了日军暴行，并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同学们仔细记录故居中陈列的图片与文献，深入学习南京被占期间“国际安全区”的历史，为后续的自主研学专题报告做准备。
第五组同学行前提出的自主研学选题为“江宁织造与曹家兴衰”，同学由李彦楠老师带领，前往江宁织造博物馆搜集材料。
在博物馆内，同学们对展陈中的奏折、诰命、执照、缎匹实物等进行详细记录，加以分类，并结合此前在云锦馆所见资料，现场进行综合讨论，确定了下一阶段材料补充的思路和研究分工。在讨论中，李彦楠老师提醒同学们把握制度脉络的重要性，要从明清职官与财政制度中分析江宁织造的历史。
午后，暴雨突降，各组师生冒雨集合，一同参观南京博物院。南博分历史、艺术等六个馆，各设若干展厅。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首先参观了历史馆。在参观过程中，于薇老师、赵春光老师为同学们讲授了宁镇地区、吴越地区新石器陶器文化序列、青铜器器型纹饰特征等知识内容。通过对江苏历史基本陈列的参观，同学们了解到江苏省域各个时期的基本历史面貌，将南京置于更大的空间尺度加以理解，形成了“南京—宁镇—江苏”的认识层次。
最后，老师和同学们在博物馆大厅听取了第三组“傅斯年”为题的作业报告。报告主要介绍了傅斯年“史料学派”的学术观念，以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和发展的历程。
点评指导环节，于薇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了近代学术转型中中山大学的史学传统，特别是与史语所的深厚渊源。于老师梳理了现代史学研究中历史语言学方法中、西方两个学术来源，带领同学们回顾了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史语所学术追求的表述。于老师谈到，以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等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对于史料分析态度和方法，一方面受16世纪以来欧洲汉学经典翻译学术规范的影响，一方面继承着乾嘉学术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的汉学传统。于老师请同学们带着最谨慎的态度，热爱史料，珍惜史料，从一个字、一个音开始，扎实分析史料内容。
杨晓东老师则向同学们提问：“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西文名称为何？由此牵连出“语文学”（philology）、“语言学”（linguistics）与“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一组相关概念。“语文学”一词中的“philo-”源自希腊语 “philein/philos”，意即“爱”。按索绪尔的解释，“语文学首先要确定、解释和评注各种文献；这头一项任务还引导它去从事文学史、风俗和制度等的研究，到处运用它自己的方法，即考订。如果接触到语言学问题，那主要是要比较不同时代的文献，确定每个作家的特殊语言，解读和说明用某种古代的或晦涩难懂的语文写出的碑铭”。可以说，语文学更多是一种研究方法，区别于关注语言在一定时空内所经变化的“历史语言学”。而史语所自名“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HP)”，取“语文学”而非“历史语言学”，足见其创立者的古典倾向。
南博馆藏丰富，建筑精美，一下午时间参观只似流星赶月，不及细察，是此行一件憾事。离开了南博时，雨势仍然不小。师生撑伞鱼贯而行，来到当日考查的最后一站——明故宫遗址公园。朱元璋建南京紫禁城，塑造了明代南京宫城与皇城轴线重合的城市空间结构。朱棣迁都后的两百多年间宫城日渐衰败，易代后最终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到民国时，夷为平地的昔日宫苑一度用作机场。所幸宫城午门存留相对完整，经过近年考古工作，一些巨大的石构件也重新出土。
在遗址公园内的中轴线上，第二组同学作了题为“昇州”的作业报告。报告从昇州作为唐宋时期南京统县政区的角度切入，梳理了其所在的历代政区沿革脉络。还对历史上的“州”制变化进行了介绍。报告结束后，于薇老师提醒同学们注意，昇州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其对理解南京地区在六朝都城建康与明代应天府南京两个“高光”节点之间历史发展的价值。于老师还指出，沿革地理的研究，需要清楚认识到研究对象是“地点”还是“地名”，只有头脑清晰地把握住对象，合理利用“回溯”方法，才能准确梳理出沿革线索。
吴滔老师则总结了这一报告需要注意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要理解南京城市的“离散性”。现代南京政区范围内包括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历史上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并非浑然一体的。在将南京作为一个政区考察时，要对各个区域的发展脉络分别梳理，不能笼统处之。第二，昇州之所以能屡屡升州为府，是因为皇帝驾临过或曾作为皇储的封地，唐宋时期南京地位升降的背后实际上涉及统县政区等级问题，这也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经典论题之一。
报告结束后，同学们沿着中轴线走过午门。这座故宫残迹上的青石板被雨水浸得油亮湿滑，师生都走得兢兢诚诚，如履如临。这份谨慎，也正如同我们面对史料，面对学问。
（六）
7月8日，历史学系（珠海）2021级实践教学行程迎来了第六天，同学们在吴滔、于薇、李骛哲、杨晓东、李彦楠、赵春光等几位老师的指导下，继续在南京学习。本日是课程考察的最后一天，师生都倍加珍惜。
红日破晓，师生乘车前往位于栖霞山的栖霞寺。该寺按《金陵梵刹志》记载，“在都城东北，南去所统灵谷寺三十里，太平门四十里，东城地。齐永明七年，明僧绍舍宅，法度禅师建寺”，是南京地区的重要史迹。
到达时，栖霞寺监院净善法师已经在山门处迎接师生。法师对同学们讲到，中山大学与栖霞寺颇有学术渊源。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任教中山大学，受学校委托为图书馆收集古籍碑帖，其中就包括栖霞寺碑刻造像旧拓。这批文献成为了我校最重要的图书文物，栖霞寺也因之与中大保持着日常的学术交往。
紧接着，师生参观了山门右侧的“明征君碑”。该碑立于上元三年（公元676年），高2.74米，宽1.31米，厚0.36米，由唐高宗李治撰文，高正臣书丹，王知敬篆额。碑阳四六韵文，简述明僧绍崇佛、隐居、矜守名节等事；碑阴“栖霞” 擘窠大字，传为李治宸翰。碑文保存良好，系已知最早的行书书丹实例之一。又碑身有海百合茎及中国孔珊瑚等浅海动物化石，其地学价值也不容小觑。
参观完“明征君碑”，大家行至毗卢殿。殿前立有“三论宗祖庭”石碑一通，杨晓东老师指其向同学提问，何谓“三论”？之后讲到，在中国佛教史上，龙树的《中论》（梵：Mūlamadhyamakakārikā）、《十二门论》（梵：*Dvādaśanikāyaśāstra）及提婆的《百论》（梵：*Śataśāstra）合称“三论”。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抵达长安，“至十四年壬子，译大品、小品、金刚等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余卷”，三论始有汉译。
后经僧肇、僧朗、法朗、吉藏等人弘传，三论学说渐被江南。因僧朗曾驻锡栖霞，讲“智度、中、百、十二门论并花严、大品等经”，故此处有“三论宗祖庭”之说。寺内有毗卢殿，殿内有一尊南朝砂岩佛首、两座清代沥粉贴金木龛。宿白先生曾在《南朝龛像遗迹初探》后记中讨论佛首的年代、尊格；两座木龛，据净善法师介绍，则均为北京迁来的宫廷旧物。
毗卢殿后建有法堂，法堂东侧有小路通向寺外，拾级而上，迎面便是此次栖霞寺参观的重点——栖霞寺南唐石造舍利塔及千佛岩石窟。舍利塔现高约十五米，八角五檐，曾经池田桃川《江南史迹写真帖》、常盘大定《佛传集成》、梁思成《中国雕塑史》、向达《摄山佛教石刻小记》等反复著录。杨晓东老师简要介绍塔身图像后，第四组同学便以“舍利塔佛传浮雕”为题在塔前进行汇报。
汇报先概述舍利塔的整体结构、建造过程及图像内容，再分析塔基束腰处“释迦受生图”中的两个情节：1）树下诞生，即《佛本行集经》（T. 190）所谓“是时摩耶立地，以手执波罗叉树枝讫已，即生菩萨”；2）九龙灌沐，即《普曜经》（T. 186）所谓“九龙在上而下香水，洗浴圣尊，洗浴竟已，身心清净”。又因作业题目所用图版出自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合编的《中国文化史迹》，兼带回顾了沙畹《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斯坦因《Serindia》、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香川黙识《西域考古图谱》等一批二十世纪初期的相关著作及背后机构。
针对汇报中“九龙撒水”等失当表述，杨晓东老师强调遣词应力求准确。随后，师生一道参观了舍利塔旁的千佛岩石窟。据宿白先生《南朝龛像遗迹初探》描述，千佛岩“遍布大小龛像，其中规模较大、造像尚可窥识南朝形制者，有大龛和次大龛各一”。所谓“大龛”即今三圣殿，殿内沿崖壁雕出石坛，上镌一佛二菩萨。造像虽屡经后世妆赛，但体态、服饰旧迹犹存。坐佛悬裳与菩萨裙摆均与公元500—523年雕凿的龙门宾阳洞形象相似。该铺造像，一般认为是陈江总《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所记齐明僧绍子仲璋与法度禅师镌造的无量寿佛并二菩萨像。又《高僧传》（T. 2059）“释僧祐”条下“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云云，亦与该铺造像相关。
至于所谓“次大龛”，即毗邻三圣殿的二佛并坐龛。该龛曾被认为意在表现《妙法莲华经》中的释迦、多宝，但据《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残碑，可知实为浮江而来的惟卫、迦叶。按《高僧传》记载，“建兴元年（公元252年）……有奉佛居士吴县民朱应……共东云寺帛尼及信者数人到沪渎口……遥见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铭志，一名惟卫，二名迦叶。即接还安置通玄寺，吴中士庶嗟其灵异，归心者众”。又《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残碑碑阴有“卫、迦业龛二像坐身并高五尺四寸”云云，故该龛与莫高窟323窟初唐《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壁画主题一样，均属瑞像。
午后，师生离开栖霞山，前往玄武湖旁的明城墙台城。台城之上，东眺钟山龙蟠苍翠，北赏玄武十里烟柳，南观九华塔影婆娑，西览鸡鸣黄墙青瓦。吴滔老师顶着烈日为同学们讲解了台城的来历及对南京防御的重要性。暑气灼人，同学们汗如雨下，但都不肯懈怠。老师担心同学们，招呼大家尽快原路返回，下到城墙阴凉处。可一队脚力筋腱的同学已经阔步前去，不久传来消息说，已经走到了玄武门下城墙。这虽然是个小插曲，但也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了南京明城墙北部墩台、城门之间的距离和城垣规模。
下午的第二个参观地点是鸡鸣寺。鸡鸣寺前身为南朝梁武帝时期的营建的同泰寺，是南朝佛教中心之一。明朝洪武十八年（1387年）二月，敕建鸡鸣寺，造浮图五级。成化、弘治年间，寺庙又有扩充，在寺内的一方碑铭上留有相关信息。从中可发现南京六部官员、守备太监、勋戚等的踪迹，为我们了解陪都时期南京的官僚体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寺内，第四组同学以“菩提达摩”为主题，进行了作业汇报。此小组的研究目的是发掘符号背后的故事，通过对比菩提达摩形象的变化，简单研究圣传的变化。最早记载菩提达摩形象的文献是《洛阳伽蓝记》《续高僧传》，在此类文献中，菩提达摩是以高僧形象出现。到《楞伽师资记》时，菩提达摩不仅是高僧，而且已经被塑造为禅宗初祖的形象。到《传法宝记并序》中，菩提达摩与嵩山少林寺联系在了一起。这些不同时代的文献记载，反映当时人对菩提达摩形象的定性和理解。鉴于菩提达摩在文献中存在不同的形象，各学者对菩提达摩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该小组同学认为，胡适达摩研究中对敦煌材料的使用，是该问题学术史脉络中材料和话题改变的关键。在敦煌材料出现之前，学界对禅宗的研究都是针对宋代“文字禅”。宋以前，唐代是佛教宗派意识滥觞时期，当时所修“禅”法可称为“古典禅”，在宋代宗派发展中古典禅完全意象化，才定型为“文字禅”。敦煌材料的出现为“古典禅”研究提供了材料，也使对菩提达摩的研究由“文字禅”转变为“古典禅”。
针对作业中存在的问题，杨晓东老师指出，此题旨趣不仅在于“菩提达摩”本身，更在于他所代表的“圣传”（hagiography）类文献。这类文献不仅包含灵异色彩浓厚的宗教人物传记，也包括一些看似可信、贴近真实的历史人物传记。事实上，许多“传记”（biography）的生成与圣传的生成惊人相似。借用Bernard Faure的话，“两者都同样执着于借助不同材料以填充时序空隙，故两者均为意识形态产物”（both share the same obsession with filling the chronological gaps by borrowing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both are therefore ideological products）。在进行人物志探究时，同学们应随时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求真”的陷阱；人物本身真实与否，往往不及承载其姓名、生平的文本与图像重要。
杨晓东老师还对此次考察过程中与江南佛教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此次南京考察所见的佛教文物，包括寺院、佛塔、琉璃拱门、魂瓶、舍利等，若将此种种串联思考，或有助于把握江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杨老师指出，佛教在江南最早形态是弥散的，而非系统的；佛教文本、图像的传播也并不仰赖僧团等制度化组织。同学可参考许理和《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两部著作，假期消化此次考察中所见的各种文物，把握佛教在江南地区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脉络。
下午4点，阳光的炽烈稍减，但暑热依旧蒸腾。师生终于来到了本次课程南京之行的最后一站——国立中央研究院旧址。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6月，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心理、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旧址现为中科院南京分院、江苏省科技厅驻地，仍然是科学研究场地。
在旧址院落大门处，第一组做了本次实践教学的最后一个作业汇报，题目为“南雍”。南雍即明南国子监，入清以后，其地点改为江宁府学，后又相继成为三江师范学堂、东南大学、以及国立中央研究院所在地。
该组报告内容分为“南雍的建置沿革”、“相关的研究学术史”、“南雍与国家政治”、“两京制下的比较”、“明清易代之南雍”五部分，介绍了南国子监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发展，并引申到明代的两京制度问题。同学们通过对比分析明代南京与北京官僚体制的异同，认识到，永乐以后的南京虽为陪都，但两京政府机构不是统属关系，官员在两京之间迁转非常频繁。
吴滔老师对于报告进行点评，指出该组虽然对于南雍的“刻书”、“清丈土地”的特殊职能进行了描述，但是却忽略了南雍作为国家层面的教育机构在科举制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是其最基本和重要的职能，应该通过南雍了解朱元璋所设立的国子监体制在社会流动和官员选拔中的重要作用。
随后，同学们跟随老师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旧址院落参观。大家来到前院的中研院总办事处旧址大楼。一楼入口处是蔡元培先生像，老师们恭敬地向塑像鞠躬，怀念蔡先生对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和现代学术理念的贡献。两侧走廊的墙壁上，悬挂着老照片。照片上的先辈学者，许多都成为后来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现代研究的奠基人。在傅斯年先生的照片前，同学们驻足仰望，静静回忆着课堂上、行程中所学到的，与这位历史学家密切相关的那些思想，那些研究。
最后，师生来到后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同学们都还记得，在南京博物院第三组作业报告“傅斯年”时，老师讲到的历史语言学在旧学与新学之间的重要联系作用。正是有了史语所，才有了现代史学对历史语言学的明确主张，才有了由殷墟发掘开启的中国考古学，才有了虽然外来、但被接受并得到重视的人类学。史语所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学学科的贡献，无需多言。在史语所楼前，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激动。站在前辈曾经工作地方，神圣感油然而生。在那一刻，“历史学专业”也许是第一次变成了同学们触得到、看得见的自我认同和共同信念。
夕阳下，吴滔老师和于薇老师对本次“中国古代遗址考察”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进行了总结。吴老师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活动，留下对不同时代南京城市的印象。他指出，现在南京城基本上是以明代南京为城市核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历史上的南京城都想象成明代以后的样子，要具有时空思维，注意到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差异性。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同学们未来会去到的其他古城。
于老师提醒同学们，虽然考察在此刻结束了，但今后的学习中，要一直不断思考这次考察所见所闻。考察结束不等于课程结束，返程后要读老师们在行程中开列的参考书，要及时、仔细整理考察日志，根据老师们的意见修改本组作业展示，完成自主研学的专题研究报告，为开学后的课程总结会做好准备。
至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21级本科班南京实践学习顺利结束。这六天中，同学们学着如何在今非昔比的史迹中建立历史认识，也在作业配合、研学讨论中相互熟悉，班集体更加融合，更加亲密。知识是需要无限探求的，六日太短，只能触及皮毛。但在南京共同走过的时光，已在同学们心中深深浅浅地种下了对历史、对学问的种子。这些种子未来会开出花、长成树，让他们愿意成为脱俗求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