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我系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曲柄睿副教授作题为《佣书成学：中古知识的结集、生产与传播》的学术报告。
曲老师指出当今学术习惯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古学术（即“我们知道什么”），然而“值得反思的是，知识是否真的习以为常”？在此之后，曲柄睿老师解释了共享知识、物质载体的问题、《旧书新史》、技术、口传时代、知识的结构等概念，指出本土学者关注知识的功能、外国学者关注知识的结构性。如果我们要以知识史视角反思中古学术，就要立体地去看待知识。接着，曲老师基于上述引入内容提出了三个论点，并逐一加以论述。
一、抄书而成新作
首先，曲老师申明了抄和写两个概念的主张差异：“钞（抄）”为“部分摘录且可作改动者”；“写”为“照本不动而謄录者”。抄书不仅仅是摘录且作改动，抄书者乃将钞本视作自己的成果。抄书的过程，并非仅仅是既有知识的整理，抄书者于其中改定字句，化用典故，结集成新的文本，由此，抄出来也就成了自己的成果了。时人就已经将抄录视为创作。如《隋书·经籍志》载“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类似的，抄与撰也有不同，前者整理材料，后者是成新书，是有意识收集知识而生产知识。“抄”与“撰”连称，前者意指整理材料，后者则谓另成新书。这时的“抄撰”已经不能视作单纯的摘录前人著作，更像是有意识的搜集某一类特定知识，将其汇集，并作编辑。抄书者由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地生产知识。史籍中又有所谓“删”。史书中所见“删定”多为律令，次为礼仪，故宋、梁尚书省有删定郎，应即负责相关制度。删定律令，乃是省繁成简的工作，仍需为之连缀编次，同样是化整理为创造的事业。“抄”“删”等情况在同名史书的迭相修撰中更为常见，往往是删集前人成果而成己作，这时的“删”毋宁说也是一种“抄”。因此曲老师提出，中古的知识集成就是化用。
通过抄、删而结集生产出的新知识，在当时影响很大，却往往难以流传到后世。刘知几称好的历史著作唯有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才能成一家之言，其意指学者需辩驳史料真伪而得事实。上述中古时期的“抄撰”“删撰”活动，虽然也有摒除异文的行为，但并不以还原真实为目的，其意只在表立己见而成一家之言。
二、打破知识边界的类书
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在中古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中日学者均注意到用典风潮、“隶事”习惯与类书之关系。《诗品》批评刘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文学创作强调多用古代的典故，追求一种博洽多闻的态势，迫使人们主动地将知识分类、整理、总结，由此形成了储存知识的新的文献载体。整理典故的类书大量出现，又反推了创作的热情，催发其波澜。类书的形成，不光是广泛拓展知识边界的过程，其中也包括了整理知识（分类）和审核知识（精核）的取向。因此可知，类书是根据考核产生的、类书是对知识容量的扩充。
唐以后批评此前魏晋南朝的类书不涉资政，只增奇谈怪闻。这反而表明，南朝类书并不是倾向于为现实政治提供服务的某种工作手册，它的基本功用只是收集、分类和审核知识。和隋唐时期的认识不同，六朝类书意图使学者以最便利的条件成为最渊博的人，并不将搜录知识仅仅限定在某一领域，而是希冀囊括广阔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供人取用，这才是南朝类书的编纂目的。另有学者认为，宋人将类书与政治开始联系起来。由此，类书成为国家权力介入文化领域的体现：一方面，由国家主持编制知识分类的大型著作，体现了其影响力；另一方面，齐梁之际类书的博兴，又与寒门士人通过学术水平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有关联。后者之论将类书出现的缘由加以深化，又很明显体现出日本学界对中国中古贵族制问题的思考痕迹。类书的基本目的是储材以增长见闻，与此相比，宣示皇权的文化控制与某些特定团体试图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还是次一等的考虑，而且并非在所有类书中都有所体现。今日重新评估类书的功能，在上述关注类书形成的外在因素的讨论之外，又可以从类书收录知识的偏好及其传播知识的功用角度入手，加以新的阐释。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类书的编纂着有着很宏大的野心，但是南朝几个著名的展示学者知识的例子，其知识来源都不是类书而更愿意寻访原书。为何人们将如此煌煌巨著弃之不用呢？曲老师认为，类书存在一些缺陷：其一，制约类书传播的原因可能就是其卷帙过大，如此巨量的书籍，体积庞大，在当时难以储存，比起来储存类书，读书人或许更为偏好便于携带的巾箱本或者更为依赖自己的记忆。类书虽有保存、整理、审核知识之功，却取用不便，这或许是唐代反追求广博类书倾向的缘起；其二，类书分类不当，相比较而言，钞本作为原本的节略本，自然不会出现归类错误的问题，所以在传播领域，类书一定程度上竞争不过钞本。
三、钞本与原本的竞争问题
曲老师首先提出一个思考：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喜读《汉书》，甚至形成家学。然而魏晋南北朝人人都会背诵《汉书》吗？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在各代智力和记忆力的平均值下，背诵《汉书》如此体量的巨著似乎不能理解为全书记忆。史籍中多见诸人记忆《汉书》的例证，如陆倕曾借人《汉书》而丢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臧严“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上述普遍出现的“略”说明诸人背诵的是经过节略的《汉书》。这就引出了抄本和原本的问题。伴随着记忆转化为写本以及不断转抄的过程，节略本或钞本《汉书》逐渐成为人们更多接触到的《汉书》，原本《汉书》反而在竞逐读者的角斗场中处于劣势。节略是在抄录时主观造成的版本差异，其实还有一种客观造成的差异，便是抄写或者凭记忆默写时造成的异文，如同音不同字、记忆偏差和错漏等。
结合正史传记与传世钞本，重新思考钞本和原本之间的关系，会带来新的启示。抄写者本人的选择和想法，决定了读者的阅读面貌。民间或地方抄写《汉书》的过程，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朝廷保存《汉书》的另一种文本。两者之间的差异，似乎不能用“精英文本”和“通俗文本”来区隔，而应该视作某种文献在不同传播方式和不同接受方式的多元过程中，呈现出的多重面向和活力。知识的归纳方式、储存样貌和获取的便捷程度都可能影响它们的传播范围与效率，新技术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的知识生产方式的消亡。而对书籍版本的价值判断，应当重新讨论：从原本体现为上层的、精英的保存意义，到体现在基层人民的价值作用。
最后，曲老师与同学们共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并进行交流探讨：
其一，秦汉时代的律令在下发到地方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传抄的过程，这种各个地方的传抄与中央地区的传抄是否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整理系统？律令可能跟普通文本又有所不同，因为律令是实用性很强的，这种碎片化的抄录可能会造成很不一样的律令出现，字少理解起来也不那么容易，那可能抄错一个字影响会很大。那么如果在基层出现这样的传抄现象，中央又如何去规范这种原本和抄本之间的差异呢？会去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其二，在“口头-书写”的过程中，知识是怎么样定型的？
其三，《晋书》以下的编目都是人名，是历史编纂的问题吗？或者说这是抄写的问题吗？
其四，书籍物理形式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书写形式的变化呢？
其五，大量的简牍学，在做释义的工作、讨论不同的文本时是怎么样去分类的？
活动最后，在场听众向曲柄睿老师鼓掌致谢，我系李大海老师、吉辰老师向曲老师赠送本次讲座的纪念海报，本次中古知识史交流讲座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