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4日，应我系邀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程浩副教授来到我系作题为《西周的君臣伦理与极致王权》的讲座。我系野口优老师主持本次讲座。
西周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官僚体系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殷周鼎革后所施行的官僚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然而君臣关系作为国家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却由于史料的限制，研究很少从西周谈起。针对这一情况，程浩老师指出，清华简中的新见西周文献，以及近年层出不穷的青铜器铭文，使得认识西周时期政制运转与君臣关系的基本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了。本次讲座即由此展开。
程浩老师从《史记·鲁世家》中记载周公死后关于葬所选择的故事入手，通过成王“不敢臣周公”，以及文献中所记周公事成王之态度的解读，认为周公自受命于武王后，便终其一世自意为武王之臣，且二者之间的君臣关系并不因武王逝世而解除。清华简《皇门》篇中有“荩臣”一词语。马楠先生认为，所谓“荩臣”即先王之遗臣。此类称呼的出现，是由于前朝王臣在臣属关系上仍然属于先王。周公虽多年辅佐继嗣之成王，然而在身份上属于武王“荩臣”，死后也必须回到毕原附葬初命之先王。秦汉以来流行的臣子附葬、陪祀先皇的制度，其本源盖出自此。又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中有“朕身尚在兹，朕魂在朕辟昭王之所”等语，程老师将其解释为祭公以为自初命之君昭王登天后，他本人的魂魄便已与身体分离，随昭王而去，不应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了。祭公称先王为“我辟”，罔顾时王就在面前。在其看来，他将昭王辅佐好就算完成使命，并不将后来对穆王的侍奉算在自己的功绩之中。除了周公和祭公之外，程老师又举了部份出土青铜器中所载君臣事迹，指出西周时期的其他王臣，也隐约表达出了这种附属初命之王的观念。他通过以上分析，归纳出西周君臣关系的三个特点。其一为唯一性，王臣只附属于初命之王，一经任命即建立起牢固的臣属关系。其二为延续性，即使初命之王去世，王臣在名义上依然附属先王，除非经过改命，在新王面前仍以先王“烬臣”的身份侍奉，称先王为“我辟”。其三为依附性，王臣死后灵魂要登天侍奉初命之王，躯体也要附葬。
西周时期，通过自上而下的“策名”与自下而上的“委质”等仪式，确立君臣关系。在周人的观念中，诸侯辅臣乃是与天子共受助天保民之“大命”的。周王看似行使的是受上天约束的有限王权，但实际上扮演了天帝代言人的角色，将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集于一身。诸侯辅臣若想得到上天“大命”，必须得到天子背书。推荐臣子受天命乃是天子独一无二的权力。周王通过“册命”的形式昭告上帝，即通过册命将贤臣进献天帝。程老师指出，由于周代的任官制度与天神崇拜的关系，君臣之间一旦藉由“策名委质”的仪式确立君臣之份，便成为了一种神圣的、不可轻易改变的依附关系。西周文献中常用“仇臣”一类的词语，来描述这种君臣关系。这一词语按照一般理解应该蕴含双方的互动，但在用于表达君臣伦理时，往往却只体现臣子对君王的单方面责任。王臣与所命之王形成“仇臣”的依附关系后，首先要求臣子要与君主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王臣的“身”也是属于所命之王的，周王可以处置其生死。
虽然西周王臣通过“初命”与王建立了牢固的依附关系，但在这种关系并不是完全不可改变的。周人在实际统治中十分重视前朝遗老的政治经验与资政作用。程老师认为，周人在实践以先王遗臣辅佐新王执政这一传统时，其中虽有周公、祭公这类以“烬臣”身份留任的，但大部分还是与先王重新建立了契约关系。时王不能直接继承先王与老臣的臣属关系，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来改易这种君臣关系。《尚书》的《文侯之命》篇记载两周之际周平王对晋文侯的册命，应该就是一次“重命”。程老师举例说明了在西周金文中常以“申就乃命”一类词语表示旧臣附属关系的转隶。与后世通过即位仪式一次性完成对所有先君旧臣的继承不同的是，西周的王需要以“申命”形式对先王与臣子的契约一一确认，如果“申明”的仪式没有进行，那么在附属关系上就仍为先王之臣。
程老师指出，西周时期这种以天神为理论基础，以强化王权为最终目的，通过初命、申命与策名委质等仪式建立起臣子对王的人身依附的君臣关系，是制度性和法理性的体现。他将这种一经建立即不可改易、人身与精神双重奉献的君臣关系，根据金文用语定义为“仇臣型君臣关系”。
最后程老师还认为在商周易代之际，君臣伦理应当进行了一定的重建与改革。殷商以前“君臣关系名分未定”，商代君臣间的关系尚未有西周时紧密，大概还停留在精神奉献的层面。周人基于宗法制对君臣彝伦进行重建，通过一定的仪式加强了臣子对王的人身依附，王臣变得在人身方面变成了王的附庸，只能向唯一的君主倾注全部身心而“付余一人”了。这种王臣对君主的依附观念，在后世愈演愈烈，成为忠君思想的滥觞。
讲座结束后，前来参加的师生同程浩老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野口老师代表我系向程老师赠送了讲座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