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3日，“秩序与结构：历代政区排序研究”学术沙龙在珠海校区海琴六号一带一路研究院A350会议室顺利举办。
此次学术沙龙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以及我校的15位中青年学者出席。与会学者通过学术报告、圆桌讨论等形式就“历代政区排序”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会议伊始，我系李大海老师简要回顾了筹备本次学术沙龙的渊源与过程，表达了对历代政区排序问题的关注和与诸位学者相互讨论、切磋的期待。
开幕式环节，我系系主任吴滔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他从诸位学者论题覆盖时代、话题集中程度以及视角新颖等方面，对本次学术沙龙的举办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向各位与会学者介绍了中山大学创办历史地理学科的悠久历史与学术渊源，展示了珠海校区身处“山海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表达了对各位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
短暂的开幕式后，进入上午上半场的报告。本次学术沙龙报告按时间“由前至后”、空间“先内后外”的顺序依次排列。
第一场报告是复旦大学马孟龙老师的《从“东西对立”到“内外有别”——从〈汉书·地理志〉、张家山汉简〈秩律〉郡级政区排序谈西汉国家政治地理结构演变》。马孟龙老师运用正史、出土文献、诏书等多方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了《汉书·地理志》所体现的郡级政区“京畿—内郡—外郡—王国”，郡一级中先内后外、先西后东、先关中郡后关外郡的圈层结构；以及《秩律》所体现的“京畿—关中郡—关外郡”的内在排序逻辑。通过对比两种郡级政区排序，展现了西汉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由防范东方诸侯王国形成的“东西对立”到因元鼎、元封之际汉帝国疆域扩张形成的“内外有别”——的演变过程，并进一步展示了王国由外入内、嵌入“京畿—准京畿—内郡—边郡”政治地理结构的历史进程，对五服圈层结构作出回应。
对马孟龙老师的报告进行短暂讨论后，我系李彦楠老师以《〈晋书·地理志〉郡国排序问题研究》为题展开汇报。他通过罗列《晋书·地理志》总序、正文中所见政区排序，总结：西晋本朝政区排序基本遵循从内到外、新设州放于旧州之后的秩序，呈现出内外观念与方位观念混合的特色，并将其与《宋书·州郡志》中政区排序情况对比，展现了两文本中扬、徐二州内部排序的相似秩序，提出两个文本在编纂中可能存在关联。
接续《晋书·地理志》，武汉大学毋有江老师以《〈魏书·地形志〉与正史地理志的文本解读》为题展开报告。他以出土史料及正史对秦始皇东行郡县中湘山树处理方式的迥异记载为切入点，提出正史地理志本身即为政治地理文本。同时，他进一步以理解《禹贡》及《魏书·地形志》中的政治地理信息为例，提示我们在关注正史地理志文本时，需要注意除名称之外，山川河流、文化要素等地理层面因素的政治意义。
短暂茶歇后，沙龙进入上午下半场的报告。
江苏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姚乐老师，通过对读《南齐书·州郡志》、《宋书·州郡志》，以《南朝正史〈州郡志〉政区排序背后的政治地理观念》为题进行了报告。他总结两志具有“扬州南徐，稳居志首”、“分片分类，连缀诸州”、“荆扬并重，中分天下”的共同点，提出其中一、三点排列秩序是户口、政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而第二点为政区排序的历史传统。他指出，两志在岭南三州划分上存在分歧，此分歧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四川大学罗凯老师以《十道次序与唐代区域地位的变迁》为题进行了报告。他重新梳理了《唐会典》、《旧唐书·地理志》、《初学记》等传世文献中所载十道次序实际的代表时期。通过对比十道次序体现的不同时期，以剑南道等次序变化为例，总结距离王都远近、经济实力、战略价值是影响排序的重要因素，并以“扬一益二”为例展现了区域地位的变迁。
午休之后，沙龙进入下半场的学术报告环节。
中南民族大学齐子通老师以《唐代州望等第视角下的“边州”与“要州”为题》，利用《唐六典》与《通典》的记载，重新观察唐代同等级下的诸州排序问题，并指出唐代要州的形成与边州有一定的关系。围绕唐代州内分化问题，学者们展开激烈讨论。武汉大学毋有江老师提出，要注意唐玄宗在开元十五年更新行政区划等级划分背后的依仗，即制度设计背后的官员群体。四川大学罗凯老师指出，盛唐时在州内划分等级、拉开层次的根本原因是唐代地方州县二级制使得地方官员上升空间减少，划分州的等级有利于增加上升空间。
陕西师范大学聂顺新老师在《全唐诗》中发现一则材料，其中记载了天宝年间济阳郡与东平郡因为河防问题而产生的统县政区调整争执，最终济阳郡因为被河水冲垮被划入东平郡。聂顺新老师于是以《唐代的河防制度与政区调整》为题，指出唐代州郡统县政区调整的程序以及唐代河防与政区调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与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收集更多材料也是比较重要的方向。复旦大学陈晓伟老师通过史料溯源，发现《金志·地理志》采用《金虏图经》统县府州作为框架，辅以《元一统志》的州县沿革，并杂糅“金实录”成文。陈晓伟老师在以题为《〈金史·地理志〉文献系统与金源政区地理再认识》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解析《金志》是为了借此理清文本叠加形成的过程，文献的底本来源系统是需要特别关照的问题，研究者要特别注意史料编撰者制造出的陷阱。复旦大学马孟龙老师指出，汉代所采用的的史料也存在相关问题。武汉大学毋有江老师认为陈晓伟程老师的结论，对于文本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复旦大学温海清老师以《元史·地理志》中的一级政区排序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其中存在多样化特征。一方面，《地理志》延续了中原汉地传统的五服制下的圈层结构；另一方面，作为元史，它体现了蒙古的思维意识，辽阳作为他们的祖宗根本之地被置于前列。同时，各个行省还体现了蒙古军事征服的次序。
中国人民大学胡恒老师以《历史习惯与分片汇总》为题，探讨清代省级政区排序问题。胡恒老师在编纂新修清史《地理志》的过程中阅读了《清史稿·地理志》的各个稿本。他发现《清史稿·地理志》的排序可以溯源到《大明一统志》。历代《地理志》的编纂存在很强的历史习惯。同时，清代为了照顾总督辖区的完整性，《清会典》使用分片汇总的方式，将督抚辖区连片编纂。马孟龙老师提出，这其中存在国家意志与编撰者意志的问题，《地理志》排序问题反应的不一定是国家意见，还有可能是编撰者的个人偏向。毋有江老师指出，书成众手，要保持对文字的谨慎。
山东大学张新刚老师以题为《古典时期雅典的政治空间》报告指出，古代雅典不存在政区排序问题。张新刚结合两个考古城邦案例与柏拉图《法律篇》中的“理想城邦设计”，讨论希腊罗马政治地理空间与希腊城邦秩序构建的影响。此外，张新刚利用克里斯提尼改革讨论雅典政治空间的整合，认为雅典政治空间重组的秩序逻辑是以城邦的平等性质和“民主（demo）”的空间意涵为核心。
在学术报告之后，沙龙进入圆桌会议阶段。
我系李大海老师以《历史与现实——怎样为历史自然地理学辩护》为题，提出从历史上看，传统沿革地理学并不区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由此引入政治地理学的概念。与会学者就政治地理学这一概念产生激烈讨论。我系于薇老师提出，她很期待政治地理的多元化发展。空间秩序的讨论是研究系统性史料时自然发生的结果，政区与次序的研究切入到复杂的政治空间的理解也是天然的，但其内涵十分复杂。制度史和断代史以及历史编纂学的内容都需要纳入考量，政治地理学的研究需要加上很多学术的“定语”。不仅如此，我系吴滔老师，复旦大学马孟龙老师，中国人民大学胡恒老师，武汉大学毋有江老师以及四川大学罗凯等老师，都针对全天进行报告的12个专题，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讨论，发言引人思考。
经过一天的精彩报告与讨论，“秩序与结构：历代政区排序研究”学术沙龙落下帷幕。与会学者一致表示，在本次会议中受到了启发，也进一步增加深入研究相关问题的信心，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共同推进历史政治地理、政区地理研究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