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在我系进行主题讲座——“学术史研究的若干省思”。讲座由我系吴滔教授主持，湛晓白、李大海、凌滟等老师出席。
李帆教授长期从事学术史研究，从“何谓学术史”、“学术史何以成为‘显学’”、“如何理解中国‘近代’学术史”三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他对于学术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在讲座伊始，李帆教授提到想要关注学术史，首先要关注什么是学术。“学术”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但“学”与“术”不同。前者引申为学说、学问，后引申为技能、技艺。然而在中国古代，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形下之“术”则被看作雕虫小技。严复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只有学没有术，是一种没有系统的学问。直至西学传入中国，这样的境况有所改变。严复、刘师培等学者认识到学与术不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是促进西方进步的根本。
紧接着，李帆教授对于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学术史以学术演进历程为研究对象。学术演进有很多内在的、外在的因素支撑。不单是研究学者精神层面的东西，同时也包括着学术史研究学者、学术著作、学术传承、学术制度、学术组织等等，从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出学术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以利学术进步。李帆教授也提到，清末的学术史很多时候是学术史和思想史混杂在一起，但是在研究时，应该认识到学术史有别于思想史。学术史同思想史面对很多共同的问题，但学术史侧重的是研究思想背后的学术资源，它包括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更包括物质层面的东西。李帆教授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为例，说明其在学术史方面的意义。另外，李帆教授认为，学术史和思想史有区别，与此同时，思想和学术永远在互动之中。
其次，李帆教授认为学术史不等于学科史。目前学科话语体系大多来自西方，自从西学系统进入中国之后，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学问，遭到极大的冲击。四部之学转变为现在的诸多学科。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移植之学，一类是转化之学。中国古代各种学问，转变成了现在的各个学科，这是学术史要研究的。尤其要将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下如何看待和研治中国古典学术当成重中之重。所以，学术史当然包括学科史，但学术史不等于学科史。
在明晰了学术史的研究范围后，李帆教授开始讲第二部分：学术史何以成为“显学”。真正的学术史盛行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人为之做了大量工作。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不多了。一直到80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史研究长期不景气。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史研究活跃起来，成了学界的一个热点，甚至大有取代传统思想史研究之势。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学术史何以会在近些年再次勃兴，成为所谓“显学”? 究其根源，无非是外在环境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外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后学术潮流的变化，李帆教授引用了李泽厚先生的判断：“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 80年代思想和主义讲的很多，但是没有学理的支撑。渐渐地，人们发现，80年代思想里面有些东西在学理上讲不太通，缺乏学术的根基，甚至有的是有思想无学术。理想的状态，应该像王元化先生提倡的，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或有学术的思想。思想有学术做根基，才能站得住;学术也应该有思想的意味在里面。思想缺少了学术，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当时一些思想没有能够站住脚，一些思想潮流昙花一现? 跟思想的学理依据不足有很大的关系。而学理依据在学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衡量一切的基本点。不仅如此，思想和文化缺少学术根基不光是不能长远的问题，时间长了还会带来学风问题。人们都浮在面上谈思想、谈文化，在大概念、大帽子下面做文章，动不动就谈各种各样的主义，时间长了学风就越来越浮。只有在真正的学理和学术问题上有所开拓，才能使学风扎实于是，有些学者就从思想、文化转向学术根基问题，无形中推动了学术史的勃兴。
针对这两个时代的考察，李帆教授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因为清末和改革开放都面临着西学进入的问题，所以此时更需要“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梳理清楚学术发展脉络，给后来者提供方向。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总之，无论是外在环境的变化还是内在理路的要求，都促使1990年代以后人们把重心从思想转向学术。学术史再次成为显学，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
第三个部分，李帆教授讲述了如何理解中国“近代”学术史。李帆教授认为，近代学术的形态应有两个标志，一是挣脱了古代一元化学术格局束缚的多元学术，二是要引入西方近代理念。近代学术史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嘉道时期，嘉道时期的考据学依然很活跃，但是已经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今文经学、理学、诸子学纷纷崛起。学术多元化就标志学术开始有了近代的意义。第二个时间点就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真正使中国读书人觉醒。于是，变被动为主动，以敌为师，敞开胸襟，积极吸纳导致日本成功的西方思想、学术精髓，自觉地以西学来改造中学。这样，道、咸之后在中国传播开来的西学发生突变，不再是缺乏章法的缓慢进入而是有章法的大举拥入，成建制，成体系并以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为主。在这趋势下大家已经共同认可固有的思想学术体系必须加以改进，引进西方的因素。这之后，新学堂的建立、新教科书的出版等等就把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系统加以改变。这样的改变，一般认为是经过了两代人，戊戌维新一直到五四时期，经过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这一代，到五四时期胡适这一代，差不多前后30年。甲午战后，学问主体形态开始变为中西交汇的学问，民国初年后变为西方形态，五四前后固定下来，直至今日。对于近代学术史来讲，五四时期是第三个关键的时间点。五四时期，现代的学术体系学术秩序、学术框架基本奠定。
综上所述，李帆教授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总结：近代学术应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元化，二是带有西方色彩，带有西方近代理念。大体而言，近代学术转型的完成是在五四时期，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换个角度来看，学术转型的完成，等于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确立，所以五四时期似应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下限，如此，中国近代学术的过渡性特征才得以突显出来。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嘉道时期、甲午战争时期、五四时期三个时间点的把握至为关键。
在讲座的最后，我系吴滔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李帆教授的贡献在于对学术史进行知识考古，辨别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区别以及说明了学术史为什么成为显学。吴滔老师认为李帆教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分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令人耳目一新。
讲座结束后，在场的师生就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区别，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李帆教授对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交流环节结束后，吴滔教授代表我系向李帆教授赠送了纪念品，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