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应我系邀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老师，在海琴六号A326作题为《孙吴的“变脸”——史实与口碑》的讲座。讲座由李大海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胡阿祥老师以11月11日这个特别的日期作引入，由“双十一”购物节引申到六朝博物馆藏东晋“剁手俑”，指出陶俑空心的手臂部分并非遭到损坏，而是其本来面目，用来安装木质的手部。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木雕部分已经朽烂，呈现出我们当下看到的样子。由此，胡教授引出“史实”、“口碑”等概念，进入讲座的主题。
胡老师为师生们首先呈现了三个概念。所谓“变脸”即是改变脸色，翻脸；“史实”即是历史事实；“口碑”即是民间的议论、赞誉，传说。
胡老师指出，历史经历了一个由本来的史实，转变为大众的观念史，再演变为书写史的过程。他通过南京“龙蟠虎踞”话语的“版权所有”为例，向师生们形象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一般大众的认识中，最早称南京为龙蟠虎踞之地的乃是诸葛亮。唐代许嵩《建康实录》称，刘备派诸葛亮至京（今镇江）会谈，诸葛亮途径秣陵（南京前身），发出“龙蟠虎踞”之叹，该说法引自西晋张勃《吴录》，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亦从此说。然而《三国志》却从未记载诸葛亮至秣陵。
相反，在刘宋裴松之作的注中，他引西晋虞溥《江表传》的说法，称是刘备劝孙权定都南京。唐代《晋书·王导传》也称南京是“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考订史实可以知道，诸葛亮、孙权会面地点在柴桑不在京，没有机会途径秣陵。诸葛亮不太可能发出“龙蟠虎踞”的感叹。这句话更可能是刘备于建安十五年（210年）见孙权说，但又不十分符合当时的语境，显得刘备存在僭越之心。
通过这个例子，胡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关南京“史实”与“口碑”的分别。
南京城在传说中分别与两个“半人半神”之人存在联系，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是刘伯温。在南京的社会大众心目中，更倾向将“龙蟠虎踞”的“版权”归属于诸葛亮。他“亦人、亦神、亦仙”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是为智者化身、忠臣典范。相反，刘伯温则不那么受南京人待见。而历史学者则多持刘伯温说，视诸葛亮之说法为不太可靠的传说。
胡老师说，他的恩师谭其骧先生就曾言道：“史学工作者不应该将这些不太可信的传说再传播下去了，应该实事求是。”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上讲，南京的确是一个风水宝地，风水四项俱全。东钟山龙蟠，西石头虎踞，北幕府为坐，南聚宝为案、牛首为朝；西、南秦淮，东北金川、东燕雀、北玄武，外围长江，中间为宽平洪衍之区。南京乃是山环水绕之地，特别有利于防守，这与它能够成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城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在南京的历史叙述中，为“龙蟠虎踞”定名的乃是季汉的诸葛亮，真正定都南京的孙吴政权，却又长期充当了配角。
胡老师话锋一转，将讲座代入了下一个部分，从传统戏剧口碑和社会认知两方面，叙述孙吴从史实与口碑中的“变脸”。
在传统小说戏剧中，尤其是《三国演义》及诸多三国戏，随意改造、臆造历史，被贬低的最过分的就是孙吴，显得反复无常，猥琐低下。
《三国演义》中关羽温酒斩华雄，完成了一次闪亮登场。然而在《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则记载：“孙坚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我国大众喜闻乐见的诸葛亮草船借箭一事，不见于正史，然而在曹魏鱼豢《魏略》却有一相近事例，其主人公乃是孙权，动机也并非借箭。《三国志》中记载的赤壁之战，更是黄盖献计火攻，周瑜实施，鲁肃始倡孙刘联合。史实中的孙吴人物，不论武将如程普、黄盖、韩当、潘璋、周泰、甘宁；儒将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都非小人，实乃英雄豪杰。
胡老师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认知已经遭到了“口碑”的深深影响。受到传统小说戏剧影响，三国剧、专题片、历史文化景点旅游开发中，往往是曹魏、季汉受到重视。他曾去过曹操大本营许昌，发现当地大作曹操文章，建造魏武帝广场，甚至全然忘记了汉献帝刘协。
2007年初夏，胡老师在湖北考察发现，除了吴都武昌（今鄂州），其他景点基本都是关注刘备君臣事迹。孙吴即使被零星提及，也是无足轻重的配角，或者是反面教材。
而在历史上，公元222年夷陵之战后，刘备退入三峡，从此以后三国时代的湖北，无论经济开发，城市发展，军事地位，文化进步，主要都是孙吴做出贡献。
胡老师认为，作为三国争霸的重要参与者，孙吴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不应该遭到如此忽视。
从空间角度上，胡教授孙吴一朝共计有三大历史贡献。
一是提升了南中国的政治地位。孙吴一朝的经济发展、交通开辟、政区设置、民族融合、文化进步，使得南中国进入中国历史主舞台。作为第一个立国于南方的华夏国家，孙吴引领了中原有难，避难南方，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历史趋势。
二是提升了作为“阳城”的南京的政治地位，孙吴作为建都南京的第一朝，开创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历史，使南京得以名列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南方最重要的古都南京的历史政治地位，奠基于孙吴。
三是提升了作为“阴城”的钟山的政治地位。孙权是埋骨钟山的第一位皇帝，他与朱元璋、孙文的陵墓，共同凝聚为钟山这一“中华城中人文第一山”最厚重的历史文化象征。
在时间角度上，胡老师认为理解孙吴，有利于理解南北对峙时代南方的历史。
孙吴的守国政策“限江自保”，以建业为中心，以扬州为根本，以日益发展的南方经济为基础，以南方土著豪族与北方南迁大姓的协力为依托，凭借江山之险，与北方向对抗，为东晋南朝所继承。孙吴开疆拓土、镇服山越，为东晋南朝的疆域打下基础，东晋南朝疆域主体部分就是“北据山，南尽海”的孙吴旧壤。孙吴国家的立国形势，到了东晋南朝也没有较大改变。
胡老师认为，这种史实与口碑上的巨大差异，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西晋史臣、巴西安汉、谯周弟子陈寿，从正统继承和故国感情出发，在编纂《三国志》时以《魏书》、《蜀书》《吴书》次序，讲述曹魏、蜀汉、孙吴的历史；而《三国演义》由道德立场出发，三国确定为汉、魏、吴。由历史事实向正史记载再转变为演义小说的过程，影响了相关人事的褒贬变迁和社会大众的好坏评价，不少古人其实对孙吴本身并无偏见。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魏、蜀、吴三国之中，富春孙氏出身最差。孙坚绝非孙武之后，《三国志》称其“轻狡”、“轻微发迹”，是一个无赖，还是经常打家劫舍的无赖，难以与占据政治优势和军事实力的曹操，和拥有“帝室之胄”身份的刘备相比。
孙吴政权外交谋略也有亏气节。王夫之《读通鉴论》就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期间，皆不敌也。”孙吴历史就是伴随投靠对象、结盟关系变化的历史，立场不坚定、气节谈不上。
身处弱肉强食，群雄逐鹿的时代，审时度势是一项求生存的技能，一种谋发展的机制，随机应变，无奈又必须之举。这样的外交技能也为孙吴带来了两方面后果。
一方面，孙吴左右逢源，在三国之间立国时间最长；另一方面，外交谋略高超，气节乏善可陈的孙吴，成为被贬斥、污名化的对象。
讲座的最后，胡老师作了四点总结。
首先，了解孙权、孙吴的事功业绩，首先在于致敬。致敬南京成为南方重要都会，南方从此走上中国历史主舞台这一重要历史局面的开创者。
其次，《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教化民众为目的的道德教科书，是为了塑造典型文学形象，改编历史的文学作品，但其在民众之间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要了解真正的三国历史，还是需要看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等正史著作，就历史本身而言比演义小说更加靠谱。
最后，比较历史的三国（史实）与文学的三国（口碑），梳理孙吴从原貌到变脸的过程，也是饶有趣味的题目，涉及历史考证，锻炼人文思维。
讲座结束后，胡老师还鼓励同学们就历史上的其他“变脸”现象进行思考与研究。参与讲座的师生与胡老师还就孙吴政权的继承问题，孙坚的出身问题以及史实考证与社会文化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流讨论。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