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我系第四届中西古典文明节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在海琴六号A324会议室举行。讲座以“从民族学出发：德国在华艺术品收藏的学术路径”为主题，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维江老师主讲，我系副教授李骛哲老师主持。本次活动由我系学生会与山海学社合作承办，出于疫情防控要求，以线上形式进行。
讲座伊始，王维江教授介绍了民族学的概念及该领域的著名学者，而后展示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厅中格伦威德尔收藏的壁画，并指出这些艺术品反映了德国在华艺术品收藏从民族学的范畴走向独立、专业的东亚艺术的过程。
王教授以时间为线索，探究了德国的民族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走向东亚艺术研究这一问题。他提到，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在这段时期，众多中国艺术品流散海外。但对于德国而言，19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德国成为新崛起的工业化国家，并在条约体系中取得了与英、法等国平等的地位。在德国已有学科焕发生机的同时，伴随着海外殖民热潮，一批以田野调查为研究基础的新学科，如博物学、考古学、植物学、民族学等兴盛发展起来。王教授指出，德国初代民族学家大多是船医或牧师。例如德国第一位民族学家、构建了田野调查方法的巴斯蒂安以及现代细胞病理学、公共卫生学的创建者菲尔绍，都参与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创建。
接着，王维江教授对德国民族学博物馆如何与东亚艺术品相联系的问题进行了说明。王老师谈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以德国为学习对象，邀请德国学者前往日本参观。德国驻日公使、旅日医生等在日本收藏了大量艺术品，并在柏林开办展览。此外，旅日学者在德国建立民族学博物馆，展出东亚艺术品。东亚艺术品在宣传中扩大了影响力，欧亚艺术品也借此机会产生了联系。
为丰富民族学的研究材料，除前往日本以外，德国学者也前往中国搜购艺术品。如巴兰德、米勒等诸多民族学学者收藏了大量中国艺术品。他们收藏的艺术品种类繁多，佛教、服饰相关的艺术品，珐琅彩绘宫廷用壶、雷献彩的建筑模型、汉代琉璃瓦当以及唐卡等都在其收藏范围。但这一时期，民族学家拘泥于民族学研究的框架，将东亚艺术品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原始部落的物件置于同一范畴，低估了东亚艺术品的价值。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博物馆学和艺术史研究者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东亚（主要指日本、朝鲜和中国）藏品的文物价值，呼吁建立单独的东亚艺术博物馆。格罗塞、费舍尔等民族学家还亲自前往中国、日本进行艺术品的搜购活动，并与庆宽、端方等中国学者交往密切。1914年，费舍尔在科隆建立起德国独立的东亚艺术博物馆，这对于德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德国学者对于东亚艺术品的收藏活动逐渐走出了民族学的狭隘框架，民族学博物馆也逐渐向东亚艺术博物馆转变。
通过介绍中德两国学者在东亚艺术品收藏活动中的学术互动，王维江老师阐述了中德之间的学术交流路径，并说明，虽然在早期，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在德国没有得到重视；但德国学者在传播东亚艺术品知识、创建东亚艺术博物馆和推动东亚艺术史学科进入大学、促进东亚艺术史研究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贡献不容小觑。
讲座结束后，李骛哲老师进行了简单总结。李老师指出：王维江教授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品与中国的渊源谈起，分析了艺术品收藏从民族学研究转向东亚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路径，为我们理解民族学的发展过程和中德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在提问互动环节，参加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积极提问，就德国艺术品收藏的研究成果、现今欧洲国家对民族学博物馆改名的去殖民化现象、德国汉学家对中国藏品的关注度等问题与王教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王教授也对此做了详尽细致的解答。
最后，李骛哲老师代表全体师生对王维江教授表示感谢。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